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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工藝
造型

       中國漆器的造型設計來源於思維對象的啟示和實用功能的需要。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豐富多彩,生活中的事物千姿百態。比如一片樹葉,作為共性它有葉柄、葉脈,有對稱的結構;作為特性它有橢圓形、長條形、分叉形等等。自然物多樣化的屬性給器物造型提供了許多設計思路,它通過匠人熟練地掌握運用其表現技巧以後,用具體形象來展示自己的風姿神韻,賦予了器物特定的實用功能和美的價值。從考古發掘的出土實物來看,漆器造型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基本上是根據生活的需要而創造成的,具有強烈的功能性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審美意識的追求與變化。

一、史前時代

       史前,人類物質生活資料的創造主要是為了滿足其衣、食、住、行的需要,而製造出各種能適應其實用功能需要的造型。最初出現的漆器形製,以仿生、象生為主,多數是摹擬植物、動物、人物等固有的形態,抽取摹擬它們的形、線、色,製成人們生活所需的食器(碗、杯、豆等),髹漆陶質存儲器(罐、筒等)等。器物造型單純樸素,但卻具有規則的形狀和光滑的表麵。

       在良渚文化時期,我們的祖先在實用的前提下,開始注重器物的造型,漆器胎骨增多,造型規範,漆器品種隨之發展,已知的漆器造型有碗、筒、觚、杯、鼓、豆、尊、案、俎、盤、匣、勺、鬥等。匠人手藝的精巧程度即使與現代最高超的藝人相比,也毫無遜色。

二、夏商周時期

       器型的變化不僅反映了人類生活方式的某些變化,而且也反映了生產方式、工藝技術的某些進步。夏商周時期,在青銅文化的推動下,一些新的漆器形態紛紛湧現。這個時期發現的漆器品種明顯增多,應用範圍也有擴大,器物造型趨於多樣化。例如,生活用具中的盒、盤、碗、筒形器,樂器中的鼓,兵器中的盾,馬車及喪葬用具的棺等。

三 、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冶金技術的進步,鐵製工具如鋸、斧、鑽、鑿、鏟、刨等加工工具的廣泛使用,為豐富漆器造型創造了便利條件,帶來了漆器胎骨製作技術的重大突破,表現為漆器的數量與器類日益增加。商代大墓僅出土有馬車,而這時的中型墓已常出一些髹漆的竹、木車輿、車傘蓋穹、車轅,以及馬飾等車馬器;日常用具增加了漆耳杯、勺、奩、疏、篦、槌等器形;兵器類除盾、甲之外,又有戈、矛、戟、殳的柲以及矢杆、劍鞘等;喪葬用具除棺槨之外,還有專供喪祭的鎮墓獸、小木俑等,樂器有琴瑟等,即便是用途相同或相似的漆器,造型也有差別。例如,同為銅矛、戈、戟、殳柲等兵器的,其形製均為長杆,但斷麵卻有圓形、前尖後圓形和八棱形的差別,又如漆木梳、篦雖上部均作半弧形,下部的木齒卻有疏、密之分。

        這一時期,漆器靈巧美觀,色彩絢麗,製作簡便,裝飾紋樣自由揮毫,而不像銅器那樣需經塑形、製模、翻砂、澆鑄、整修等諸多繁複的工藝流程,這為藝匠們提供了充分發揮想象力的機會,實現了漆器製造技術的跨越式發展,逐漸替代了青銅製作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各種漆器製品大量湧現,大至棺槨,小如羽觴,器物造型豐富多彩,門類繁多,按其用途可以分為:

        (1)以實用為主的各種生活用器:如飲食用漆耳杯、豆、樽、盤、壺、卮、盂、鼎、勺、俎、食具盒、酒具盒等;起居室用枕、床、案、幾、架、奩、盒、匣、匝、鑒、盤、盆、箱等;交通用具如車、車蓋、船等。

        (2)強調觀賞性的各種漆器工藝品:如木雕座屏、彩繪漆鹿、髹漆屏風等。

        (3)具有神秘意味和濃厚巫術神話色彩的喪葬用器:如虎座立鳳、鎮墓獸、木雕辟邪、漆棺、槨、筌床、木俑等;禮製用具漆俎、漆禁等。

        (4)兵器:甲、弓、弩、矛柲、戈柲、箭杆、箭箙、劍鞘、盾等。

        (5)文娛用器:文具類,如筆、文具箱等;樂器類,如編鍾架、鍾錘、編磬架、大鼓、小鼓、虎座雙鳥鼓、瑟、琴、笙、竽、排簫、笛等。

       器物造型講究靈巧、實用,如漆耳杯,在戰國時代出土數量最多,它的杯口呈橢圓形,弧壁平底,有雙耳的基本形,給人以輕巧靈便的感覺,而其橢圓弧壁的設計便於飲用,雙耳亦即觴邊的雙羽設計則便於雙手把持。即便是功能相同的器物造型,也存在千差萬別,例如,同為飲食用具的盒,就有圓盒、扁圓盒、方盒、長方盒、曲形盒、鴛鴦盒等不同造型。

       在以實用功能為主的生活用器中,也有很多類似湖北雨台山出土的彩繪鴛鴦豆、鳳鳥雙聯杯等這樣具有玩賞性的漆器,突破了實用目的的製約,將漆器形製提升到藝術層麵,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其形式美尤為突出,形成了一種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美學性格。經曆了一個從自然形到藝術形,從簡單的幾何形逐漸演化成具有一定難度的曲線形、多重組合形和意向形的衍變過程。然而,日常用具的漆器生產者大多是在模仿而不是創新,人們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也存在由於人們看慣並且用慣了的大量固定形製或對其產生了感情的漆器用具。這種造型就會被固定下來,通過世代沿襲而被一成不變地保留。比如碗、箱、盒、床榻、屏風、幾等造型,雖細節會有所不同,但大體上還是固定不變,體現了漆器製作工藝的傳承性。

       強調觀賞性的各類漆器工藝品以及那些具有神秘意味和濃厚巫術神話色彩的喪葬用具,則往往表現出較強的抽象化特征。屬於這一類的首先是各種形態的具有象征意義與神秘功能的“鎮墓獸”,還有木雕座屏等。春秋戰國時代強調觀賞性的漆器造型的製作法則基本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1.雕刻與彩繪相結合,巧奪天工

       春秋戰國時期漆工藝的流行,促使木雕工藝在裝飾範圍、表現形式、雕刻技藝諸方麵不斷向深度、廣度發展。特別是伴隨著漆工藝發展而產生的立體圓雕,標誌著春秋戰國時期木雕工藝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雕刻與髹畫的結合使彩繪木俑既有立體形象的體積感,又有繪畫般的筆墨情趣和色彩美感,能同時給人以豐富的審美感覺,使戰國漆器藝術獲得了那種單純強調立體感的嚴格意義上的三維空間藝術所無法獲得的藝術效果。

       戰國時期胎體的雕刻技法也體現出一種圓融貫通的特性,有斫製、鏇製、鋸製、圓雕、浮雕、透雕等。斫、剜、挖、鑿、鏇、雕、磨等多種手法的靈活運用,在它們共同協調過程中,形成了雕刻係統。戰國漆器中有許多木胎雕繪的座屏、虎座鳳鳥、鎮墓獸、臥鹿等,往往是采用圓雕、浮雕、透雕及榫卯結構、黏結工藝等綜合手法製成的。

       鎮墓獸是楚墓中常見的隨葬器物,也是楚漆器中造型獨特的器物之一。此種器物外形抽象,構思譎詭奇特,形象恐怖怪誕,具有強烈的神秘意味和濃厚的巫術神話色彩。形製有單頭、雙頭、變形龍麵式、變形人麵式等多種,多數單頭,少數雙頭。從出土鎮墓獸的排比中可以看出其從早期到晚期的發展演變規律,大致是獸麵漸變為人麵,無舌漸變為長舌,無頸漸變為長頸,獸麵由彩繪發展為雕刻。此種鎮墓獸是除楚墓以外其他戰國墓中不多見的特殊之物,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和時代特征,戰國早期的楚墓中即有,但數量很少。楚漆器發達的戰國中期,鎮墓獸的數量最多,到戰國晚期又很少見。這種數量上的消長變化應與當時漆器的發展趨勢及楚國興衰的曆史是一致的。秦漢以後,這類器物逐漸消失。

       在這個造型體係中,最具審美素質的是透雕。這種手法疏密相間,錯落有致,鏤空的人物、景致、物象具有穿透性,在光束中展現變化,虛實相生,明暗恍惚,富有層次感和靈秀之氣,

2.仿生造型設計,觀物取象

       將器物的實用性與觀賞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把常見動物、植物果殼等自然物象融進器物造型之中,造型與容器合而為一。這種仿生造型,是戰國漆器造型的又一特色。彩繪木雕鴨形漆豆、鳳形雙聯杯、鴛鴦漆盒便是其典型範例。此外,雙虎漆盾、蟠蛇卮等漆器也都是模擬動物形象的融造型於實用器具之中的經典之作,造型形象逼真。

3.融合自然形體造型設計,意象神秘

       古人常把來自現實的若幹自然形體以一種特定的方式組合起來,並賦予某種虛幻、濃鬱、神秘的色彩。在數以千計的戰國漆器中,此類漆器造型非常突出。例如,“鎮墓獸”,獸的造型就綜合了多種動物如天祿、麒麟、辟邪的形象,然後將有角類動物的角組合,巧妙地利用角之枝丫張揚伸展、向四周輻射擴散的抽象形式意味以及撲朔迷離、靈動多變的視覺印象來渲染神秘的氛圍,以加強“鎮墓獸”這一神怪的超自然力量。恣意誇張、虯曲盤錯、轉側變幻的鹿角,似在迎風而動,意象極為奇異生動,與簡明單一龍身形成強烈的對比。四棱柱的龍體、穩重厚實的方形底座與漆器表麵的裝飾紋樣,構成了一種相當神秘的氛圍。角的張揚、龍體的靈動與方形基座沉實的體量感相互生發,共同顯示強大的動感和力度,讓人真實地感受到這個虛幻神怪的魔幻力量。

       虎座鳳鳥是楚漆器中常見的造型。這類造型可分為虎座立鳳和虎座鳥架鼓兩類。其造型原則一般抽取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原形的質,在整體形象上加以混合,由於不同質的混合,使形象的造型具有兩種以上原形的因素,虛幻性的審美氛圍得以顯現出來。虎座立鳳造型奇特,是戰國漆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類作品,其鳳鳥造型一般是長頸、長腿、曲頸昂首、尾翼短小且上舉、體態呈流線型,雙足立於一隻伏虎背上,雙翅作展開狀,有的背上還插上一對枝丫張揚的鹿角,使整體造型產生輕靈的升騰感和虛幻感的同時,顯然也為欣賞者創造了一個無限遼闊的意象空間,使人感到神秘莫測。據考證,虎座立鳳是有特殊象征含義的喪葬用具,鳳背上的鹿角為龍的象征,表明它是龍鳳共身的神物,楚墓中隨葬虎座立鳳,正是楚人借鳳以引導所招之魂,借龍以引魂升天。虎座鳥架鼓在造型上與虎座立鳳類似,隻不過虎座鳥架成對相背而立,鳳背無角,代之以鼓懸掛其間。

4.因材取象設計,自然天成

       許多戰國時代的漆器多為因勢象形之作,自然天成。例如,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木雕辟邪就是利用樹根的天然形態來表現獸類動物遊走的神態,可謂出神入化,是因材取象創造出來的代表作。這種依據天然材質形貌的巧妙加工,看似是一種最簡便的呈現方式,且對主觀想象有一定限製性,使構思似乎局限於材料的天然形態上,而實際上因勢象形卻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靈活性,因為材質本身千姿百態的天然形貌常常能誘發人的靈感。如何融通材質的天然形態使之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從而使客觀的無生命之物含蘊無限豐富的生機,我國先民在木雕辟邪的造型上可以說做出了完美的回答。

四、秦漢時期

       秦漢漆器在形製上承戰國,有些器物十分相似,有的形製、技法則為戰國所未見,富有時代特色。考古發現的漢代漆器數以萬計,能工巧匠精心製作的各類漆器琳琅滿目,千姿百態,充分顯示了均衡協調、樸素大方、美觀實用等造型特點。其數量之多、品種之齊全、造型之豐富,在漆工藝史上首屈一指。應生活需要而製作的漆器器類與數量劇增,用途更為廣泛,如床、榻、枕、幾、器座、鏡匣、案、箱、桶、盒、盆、灌、洗、虎子、錘、屏風、兵器、娛樂用具、交通工具等等,還有不少設計巧妙、造型奇特的漆器精品。漆卮、樽、壺和扁壺等酒器的造型,也各具特色:卮為圓筒狀、平底,器外附單環形,少數還有蓋;樽的造型與卮相類似,但平底下有三蹄足,大多有蓋;壺為圓口、圓頸、圓鼓腹、圓圈足、圓蓋;扁壺則是扁腹,長方形圈足,並有圓口圓蓋與方口盍狀蓋兩種。漆圓奩、橢圓奩等造型特點都是器身與蓋相套合,蓋頂隆起,體現了既有規律又有變化的藝術特點。

       為了適應生活中更多的實用需要,秦漢漆器造型出現了多功能、組合化和係列化造型設計。盛裝化妝品香料一類的漆奩,不僅生產數量多而且出現了雙層和多子的組合結構設計,器物造型向精致靈巧的方麵發展,如湖南馬王堆、山東銀雀山等地漢墓都出土的內裝子盒的單層或雙層奩具,其子盒或五、或七、或九,形狀各異,表現出高度的設計技巧和合理的實用性。

       實用設計最為精妙的是耳杯套裝設計,即所謂的“耳杯盒”。馬王堆l號墓的耳杯盒,內套裝耳杯七隻,六隻順疊,一隻反扣,恰好扣合緊密,填滿了盒內的空間,設計之巧,使人叫絕。

       費工費料、又不大實用的雕刻仿生漆器及曲形盒卻不僅器類和數量劇減,而且在仿生器形上也趨於簡潔,注重表現整體造型的氣勢,而不是對客觀對象事無巨細的全盤描繪。西漢時期的這類漆器,造型比秦代更為簡潔,仍以鳳形勺為例,不僅沒有雙翅與雙足,連尾部也簡化了。還有雙虎頭形盾,也隻雕出頭與前肢,而後肢與尾部也都被省略。西漢時期由於較普遍地采用檄製與卷製技術,許多漆器造型更為規整,而且圓形、橢圓形等容積較大、省工省料、較為實用的漆器,更為常見,對器物造型實用與美觀相結合的製作法則與規律的掌握已趨於成熟。

       秦漢時期還出土了不少鑲嵌有金銀銅等金屬材料飾邊的漆器即“鈿器”,如河南泌陽官莊北崗3號墓出土的彩繪銅鈿漆盒,湖南長沙砂塘子1號漢墓出土的銀鈿漆盒、漆盤,安徽巢湖市放王崗漢呂軻墓出土的銀鈿雲氣紋漆卮等。這類鈿器從使用角度而言,奩盒之類的容器常常需要開啟和扣合,口沿交接處容易磨損破壞,以金屬材料製作護口沿的鈿邊,不僅增加了強度,也延長了使用壽命。但這種鈿器的設計動機遠不止如此,可能更多地考慮到了金屬鈿邊所具有的審美特征和高貴的視覺感受。金、銀、銅鈿邊的金屬質感與光澤賦予了漆器一種新的質量和美感,形成了秦漢漆器工藝造型設計的一種新風格、新創造。

五、東漢至隋唐時期

       這一時期的漆器基本上延續了漢代漆器的傳統造型,在日臻成熟中又有所演變。器物造型除了漢代以來常見的耳杯、盤、碗、奩、盒等漆器組合外,推出了代表時代特征的新型器物—“槅”。漆槅是一種有蓋器內分多格的長方形漆盤。這是一種盛多種食物和菜肴的盤狀漆器,如朱然墓中出土的漆槅為長方形,長25. 5cm,寬16. 3cm,內分為大小不等7格,每個格子內繪一隻鳥或瑞獸,畫工精美。漆槅在東吳早期的墓葬中就已有發現,如江西南昌東吳高榮墓中出土的漆槅;在後期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如江西南昌晉墓中出土一件在盒底有朱漆隸屬“吳氏槅””三字的漆槅。此類器型至今未有更早的考古發現,說明這類器型興於三國,流行於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出現的新器型還有扇形漆攢盒和曲麵、扁平圓弧形、下設三足的漆憑幾、長方形的雙耳漆托盤等。

       盡管南北朝時期出土的漆器遺存很少,但卻是中國古代漆器工藝製作發展的一個轉折時期,漆工技術及製作結構出現新的發展,此時已盛行用夾紵裱胎的方法塑造高大的佛像,漆器製作由奢侈型逐漸轉變為大量生產日常生活用具。

       隋唐五代的漆器造型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棬木胎的盛行,金銀平脫、螺鈿鑲嵌和素髹漆器的興起。造型以碗、箱、盒、盤居多。浙江湖州飛英塔壁內發現的嵌螺鈿經函和江蘇省蘇州市瑞光塔出土的黑漆嵌螺鈿花鳥紋經箱,使我們可以領略到五代、宋初時期的厚螺鈿做法。該經箱為木胎,用合題法鑲榫製作,長方形,上部為覆頂式蓋,中部為盒身,下部為座,器外髹黑漆,嵌螺鈿片組成花鳥紋圖案。它的發現是研究唐代以來中國螺鈿工藝發展的實物資料。

六、宋元明清時期

       宋代漆器的生產可謂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漆器造型繁多,形貌豐富,承製前代。其主要器物以生活用具、婦女妝飾用具、文房用具等日用品為主,附帶少數宗教用品與其他用器。這一時期的漆器造型最顯著的特征是:器形或口沿除了作長、方、圓等幾何形狀外,喜歡起棱分瓣作花瓣形,以碗、盤、盒、奩等器物的造型表現最突出。造型由繁入簡,由宛轉多曲到洗練概括,體現著社會風尚、審美情趣的變遷。

       北宋初期和中期為素髹漆器的多樣化發展時期,主要體現在造型種類的多樣以及器物本身曲線的豐富。盤、碗多起棱分瓣,有瓜棱式,有隨花口器身明顯分瓣起伏者,花瓣弧度一般較大。也出現了花瓣呈漫圓形,器身無分瓣僅存短棱的產品。皆為敞口,但不外侈,有的口沿處微微內收。盤多平底,碗圈足較寬大;盒形製繁多,造型以直線為主;盞托托盤邊沿較寬,略顯厚重。此時花形器物分十瓣、八瓣、六瓣或四瓣。

       宋代之所以會出現大量瓜棱形、花瓣形器身的漆器,首先取決於圈疊胎技術的成熟,而社會審美取向的變化同樣不容忽視。北宋統一,雄心大漲,然而畢竟國土不廣、氣勢乏振,又耽於歌舞升平,因而晚唐、五代以來形式浮華、靡麗的審美習尚在宋初仍然沿襲流行。作為日用的素髹漆器,勢必在形製上極盡變化之能事以迎合世風,它們力圖通過起棱分瓣和大弧度曲線等造型語言,形成更強的視覺衝擊力,而過多的起伏變化實則削弱了整體效果。

       北宋中葉,形製上雖出現了器身無起伏僅有短棱、花瓣弧度減小的特點,但發展尚不成熟。

       北宋末、南宋初,素髹漆器發展在追求典雅中求簡,形製發生了第二次重要變化。南宋以後,造型幾乎無任何多餘裝飾,盤、碗、盞托等皆少作花口,而以圓形為主,器物造型洗練,曲線長而轉折少,極盡簡約之能事。盒(筒形除外)的造型,直線減少,代之以漫弧線條。盤、碗等的造型,仍以花瓣形為主,花瓣曲線較平,僅在分瓣處內凹,稍後甚至花瓣本身弧度也改為內曲。器身不見分瓣,較早一些還有短棱,後來則器壁完全光滑。盤多有圈足,碗圈足逐漸變小。盞托托盤邊沿由寬邊變為侈口。花形器物以六瓣為主。這時的器物造型不求多變,但求將優美發揮到極致。附加圈足或將器底縮小,使器物顯得纖巧、挺拔。器壁流暢的線條至口部則通過小曲線外翻,器底的直線、器壁的長曲線以及口沿小弧度的分瓣形成對比,相輔相成。舍掉了器身過多的變化,將視線集中於精致的器口,與北宋前期和中期追求造型起伏多變大相異趣,成為兩宋工藝美術典雅優美的代表。

       南宋中後期素髹漆器逐漸衰微,形製相對固定,變化無多。隨著戧金銀器物的增多和剔犀工藝的成熟,精雕細琢的高檔品漸漸增多,素髹相應減少當屬正常現象。盞托出現了鍾形圈足,可見造型上仍保持對挺拔、秀麗之美的追求。出現了南宋後期非常流行的三撞式花瓣形奩、盒等也趨於注重小曲線,與當時高檔品形製基本一致。

       到了元明清時期,漆器造型可謂繼往開來,可稱之為中國漆器工藝史上的繁華時期。元代的漆器造型基本上與宋代器型相同,隻是宋代廣為流行的花瓣形盤、碗到元代則基本不見了,代之以圓盤、圓碗。如元代的雕漆漆器,其器型有圓形、長方形、圓盤、八方形盤、葵瓣盤、尊等,以盤、盒為多。

       在明初期間的漆器造型正處於繼承和形成自己獨立風格的過渡時期。在明永樂時期,經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漆器工藝得到了迅速發展,出現了明代漆器製作的第一次高峰。傳世的明永樂雕漆以各式盤、盒為主,增加了小櫃、香幾、蓋碗、小瓶、畫台等新品,器型變化較少。

       明永樂漆盤有兩種基本造型:一種是圓形盤,淺式,圈足,盤表麵為一整體,無盤心與盤邊之別,所裝飾圖案給人以整體感,這種造型的盤以裝飾花卉為主;另一種盤的造型為盤邊呈葵瓣狀或菱花、荷葉、八角狀,八瓣、十瓣不等,有盤心、盤邊之別,盤內以山水人物為主,盤邊雕刻各種花卉。盒的造型亦有兩種:一種為平頂、直壁,平底微內凹,這種造型即《金鼇退食筆記》中“蔗段式”盒之造型,以裝飾花卉、人物故事為主;其二為“蒸餅式”盒之造型,一般器形較小,以裝飾花卉為主。

       明宣德時期漆器的製作仍以官辦作坊果園廠為主。從傳世的明宣德漆器看,有剔紅、剔黑、剔彩、戧金彩漆等品種,造型有圓盤、方盤、荷葉式盤、菱花形盤,蔗段式盒、蒸餅式盒、兩撞委角方盒,另外還有盞托等。

       明中期漆器雕漆作品的造型較之早期單調的式樣有了明顯變化,出現了梅瓶、四方委角盒、八方形棒盒、提匣、碗、筆筒、方盒、方盤以及大型的長方盒、扁壺、高足碗、棋子盒等。

       經過明中期八十餘年的緩慢發展,到明世宗嘉靖時期,漆器工藝出現了新的局麵,具有宮廷風格的漆器製作重新占據統治地位。漆器風格經過近百年變化,從早期簡練大方、圓潤精致的風格演變為崇尚纖巧華麗、繁縟細膩的新風格。漆器的使用範圍擴大,造型有所突破,出現了箱、櫃、桌等新的漆器造型。

       盤類器物除了圓盤居多,亦有仿明早期的葵瓣盤、明中期的委角方盤,同時出現了六瓣盤、梅花式盤、銀錠式盤、茨茹式盤、荷葉式盤,菊瓣式盤以及由大小三個盤依次套疊的套盤。明早期的“蔗段式”盒繼續沿用,明中期使用的“捧盒”依然流行,新出現的造型有瓜棱壺、壽字盒、銀錠式盒、方勝式盒、梅花式盒、缽式盒、櫃、筆筒、小桌、八方鬥、春字盒、把鏡等。

       明萬曆期間在器物造型方麵,仍以盤、盒為主,兼有小櫃、爐、花觚、瓶、筆筒等,並出現了委角長方盒這一新的造型。

       清代的漆器造型傳承前代,在工藝上,薈萃各家技藝精華,達到了中國漆器工藝絕頂的高峰。在漆器造型設計上,小到盤、盒、碗、碟、壺、文房用具,大到屏風、寶座、床榻、桌椅、條案以及掛屏、香幾等,不斷創新,使一些傳統漆器式樣也有了明顯變化。各種花果式漆器頻繁出現,荷葉式、楓葉式、石榴式、蓮子式、葫蘆式、書函式、古琴式、錦袱式等匣、櫃之類,新穎別致;仿造車船、殿閣建築的輦車型、畫舫型、殿閣型香盒,寓意吉祥的桃形盒、魚形盒、壽字形盒等漆器造型,頻頻麵世,內置隨形盤碟,成組成套,實用美觀,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這一特點用乾隆皇帝的一句詩“別出新樣無窮盡”來形容,可謂恰如其分。

       由於乾隆皇帝嗜好古器,為討皇帝喜歡,仿古之風亦盛,漆器形製仿瓷、仿玉、仿青銅器造型多有出現,前代絕無僅有。如仿瓷剔紅九龍海水天球瓶,鼓腹,短頸,瓶身飾九龍海水紋,給人以氣勢磅礴之感,為清代剔紅漆器中的精品。

       清時,漆器造型雖有所創新,但已經很難有重大突破。當器物的造型完全能適應其功能性的需要,使其在造型設計上達到極度成熟圓滿之後,漆器的造型設計也就習慣於循規蹈矩,局限於傳承模仿安於做工的考究或是式樣的綜合,缺乏新意,其所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造型式樣的雷同、表現手法的固定。有些器物造型趨於繁瑣,極盡雕琢彩繪之能事,竭力追求富貴華麗、珠光寶氣,使漆器生產走上了一條雕飾媚俗的漫漫不歸路,這也是一種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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