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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工藝
款識銘文
款識銘文

       “銘文”,即“款識”。本指青銅器、漆器等古代物質遺存上鑄、刻的文字,“識”在這裏讀zhi,與“誌”同音。”唐代顏師古《漢書注》日:“款,刻也;識,記也。”

       明代方以智撰寫的訓詁書《通雅》對款識有三種解釋:

       (1)款是陰字凹入者,識是陽文凸出者;

       (2)就器物內外而言,款在外,識在內;

       (3)花紋為款,篆刻為識。

       實際上,在後人眼裏,款識已失去其本意,款與識的界限也很模糊,人們將款識引申為書畫、陶瓷、玉器、漆器、竹木牙雕等文物上的題銘或文字,後來就泛指在各類器物上特意留下的記錄該器物製作的時間、地點、工匠姓名、作坊名稱等的文字。有《晉令》日:“欲作漆器者,各注主史者名,乃得作家,當用淳漆著布,以朱題年月姓名。”由此可知,要做漆器,也要注明主史(使)人的名字及訂製年月,從而保證漆器的質量,確定漆器的歸屬。在考古發掘出土和傳世的漆器上亦常可發現一些記錄性文字,內容涉及漆器的製作年代、製作地點、製作工序、製作工匠的名姓等。漆器銘文是漆器工藝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工藝美術等發展成熟的一項標誌。漆器款識既是我們今天研究確定漆器產地及其製作年代的依據,同時對我們了解不同曆史時期漆器的生產、經營和管理等相關製度同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戰國時期

       我國古代漆器款識最早見於戰國漆器。款識有針劃、刀刻、漆書和烙印等幾種形式,少者一二字,多者幾十字的銘文,它們大多是製作時戳印上去的,但也有少數為其使用者刻寫,如在長沙烈士公園戰國墓出土的漆卮(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上有“二九年六月,己醜,乍告,吏丞相,右工市象,工六人台”的銘文,記錄了時間、官吏、工匠。右工市可能是右工師。可謂“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千年後的今天,還能了解當時的生產情況。這件漆器銘文證實了當時已有地方官辦的漆器作坊,既有完整的製度、又有嚴密的管理方法和監工的考核和檢查。漆器製成後須刻檢驗官工師名,如果發現“工有不當”,即產品質量不合格時,則“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這種特征表明,此時的漆器生產已不完全是一家一戶的個體作坊生產方式。在戰國時代出土的漆羽觴底上,記有“輿裏周”、“杜裏姣”的字樣,古代實行裏坊製,“輿裏”應是工匠居住的德街坊,“周”是漆工的姓。在戰國漆器上,留下了兩千多年前漆工姓氏的信息,這在世界工藝史上是不多見的。以上兩類款識說明戰國時期私營漆器作坊和官營漆器作坊並存,這對戰國漆器工藝的發展與技術進步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秦漢時期

       秦漢漆器上的款識較戰國時期有所發展,文字及符號較以前明顯增多,所記年代及製造地點等文字內容較戰國更為詳盡具體。大致可分為製作時間、地點、工匠名姓、漆工工序以及物主標記、用途、容量等。形式上主要有烙印、針劃和漆書幾種。文字多為隸書。這些款識內容主要包含了以下方麵的信息:

       (1)屬於私營作坊製造的漆器,戳記使用者或私家製作工人的姓氏。

       (2)屬於政府控製下的地方性官府作坊製造的漆器產品,或由中央直接控製的、設在各郡製造漆器的“工官”製品,帶“亭”、“市”、“工官”戳記的銘文,多標注漆器製造地。

       (3)標明紀年、容量、單位與刻劃符號之類的文字,有的還刻各種符號以及標記,或兼吉祥祝福之言,如“工”、“山”、“三”等。這些漆器銘文在秦漢時期出土的漆器遺存上都有反映。

       (4)標記漆器製造工序及責任人。

       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許多秦代漆器上,針刻“士五軍”、“陰裏口”、“張二”、“口亭”、“口口亭上”、“鹹市”、“鹹亭”、“鄭亭”、“許市”等烙印銘文‘引。“鹹市”、“鹹亭”等烙印文字,都應是“鹹陽市亭”的省稱,鹹陽是秦的都城,漢代定都長安後,鹹陽改名渭城。《周禮·地官司市》載:“上旌於思次以令市”,注日:“思次,若今之市亭。”在著錄的漢印中也有“市府”之印。市府是當時政府的市井官署,官署設於“市樓”,又“旗亭”。“市樓”或“旗亭”是市井官署的象征,漆器上戳記的“市”、“亭”就是“市樓”、“市亭”、“旗亭”意義的簡稱,都是代表市井官署,為治市政之所。“司市”即為“掌市之治”的官吏,掌管市場的治教政刑、量度禁令等。

       “亭”、“市”之前還往往冠以地名,其中地名為二字者,大都省略一字,一般還省略第二字,作為製地標誌的常規。因此凡在製器上打印有“市”、“亭”等代表市井官署的戳記,皆為市府作坊所造。由此可知,“許市”應為許縣市亭,“鄭亭”則為新鄭市亭。故此,有“鹹市”、“鹹亭”等烙印文字的漆器應是秦代鹹陽等市亭所管轄的漆器作坊的產品。從睡虎地出土的這些漆器,使我們可以了解到秦都鹹陽的漆器手工業非常發達,它的產品大量遠銷到千裏之外的安陸縣(今湖北雲夢縣)。這些銘文裏勾畫出了秦漢時期鹹陽、許昌、新鄭等地漆器手工業作坊的生產布局。

       在雲夢睡虎地出土的漆器上,還有不少“宦裏口”、“陰裏口”、“錢裏口”、“安裏皇”、“左裏口口”、“女裏口”等針刻文字。我國在秦漢時期實行郡都製,縣下設鄉,鄉下置亭,十裏一亭,裏有裏正。“裏”是當時最小的行政單位,“安裏皇”、“宦裏口”等針刻文字的漆器,也應是漆器作坊所在地的裏名,是其私營漆器作坊的產品。而“裏”後麵的一字,參照當時陶文的通例,其意義應是漆器製作工匠的名字。在漆器上發現的“介”、“但”、“大女子藏”、“小女子”等,都應是漆器製作者的名字。這些漆器針刻文字的發現表明,秦代繼承了戰國時期即已實行的“物勒工名”產品管理監督機製。

       此外,還在雲夢出土的漆器上發現了戰國時期不曾見到的“素”、“包”、“上”和“告”等烙印文字,“包”、“飽”無疑是同字,在秦漢時期偏旁不同而為一字也是常見的。“包”、“飽”可能是“,鉋”?的假借字。多次上漆的工序稱為匏,為器物最上麵的一道塗漆工序;“告”字當為“造”字的假借字。在貴州清鎮平壩、武威磨嘴子和朝鮮出土的漢代紀年銘漆器上,有許多“素工某”、“髹工某”、“上工某”和“造工某”的針刻文字,因此“匏”、“素”、“包”、“上”、“告”等烙印文字,應是“素工某”、“工某”、“上工某”和“造工某”的省稱。而且也是在製作時所烙上的戳記,是髹漆工序的標記。這類漆器文字的大量發現,說明這一時期漆器的製作已經有了明確的分工,素工、包工、上工、造工等工序,各就其位,漆工各司其職。

       在河南泌陽秦墓出土的漆器上還刻有紀年文字,如“卅五年口工造”、“卅七年口工左匠造”、“平安侯”等銘文。由此銘文可知,這些漆器為秦王朝中央所屬製漆手工業的產品。卅五年、卅七年為始皇卅五年和卅七年;匠就是技術工人,匠負有一定的技術責任;平安侯為漆器的主人。在湖北鳳凰山70號墓出土的一件鑲有銀鈿的漆盂上,針刻小篆“廿六年左工最元”七字,廿六年應為始皇二十六年,左工應是左工師,最元應為左工的名字。

       在漢代,漆器銘文更為具體詳細,增加了器物的用途、容量及物主標記等內容。不少出土漆器有詳細的年代、製作地點、工官姓名、作者分工名稱等標記。

       在江陵鳳凰山出土的漢代漆器上有的烙有烙印文字、刻畫文字和白色書寫文字,如“成市”、“成市口”、“市府”、“市府飽”、“市府口”、“北市口”、“草”、“仁”、“成都草”、“成都飽”等烙印戳記。“成市”就是成都市,“成市草”的“草”字即“造”字,有創造之意。草、造音近義通,故漢代常以草字代造。 “成都飽”的“飽”字,從“成市造”、“市府造”這種詞義來考慮,“飽”疑為“匏”的假借字。故“成市飽”、“市府飽”即“成市匏”、“市府匏”,義為“成市”、“市府”所造漆器。關於“成市”、“市府”兩字,根據西漢陶器上常見的“某亭”、“某市”戳記之例,“某市”即為某地市府作坊的標記,故“成市”當即成都市府的省稱。鳳凰山8號墓漆器上“成市”與“市府”戳記並見,更直接證明是市府而言。

       在山東臨沂銀雀山4號西漢墓出土的漆器中,五件有銘文:一件褐漆耳杯有“莒市”戳記,二件殘黑漆彩繪耳杯有“市府草”、“市”等字戳記,一件彩繪漆卮有“食官”戳記,一件彩繪漆盤上有針刻的“馬”、“門”二字。另外,1號漢墓出土的兩件黑漆耳杯上刻有“司馬”二字。戳記和針刻文字皆在器物外麵的底部,從漆耳杯上的戳記字跡看,是在素木胎上烙印戳記後上漆的,因而這些銘文應是在漆器製作過程中打上的戳記。“莒市”、“市府草”、“市”等字戳記,就是莒地市府作坊製品的標記,而漆卮戳記上的“食官”,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食官是王後的屬官,因此“食官”當是指城陽國王後的食官,表明是為城陽國王後的食官所掌之器。4號墓漆盤上刻的“馬”、“門”二字,和1號墓漆耳杯上刻的“司馬”二字,與漆耳杯上打印的戳記性質不同,是後刻的物主標記,當是墓主人或其親人的姓氏[。

       甘肅省武威磨嘴子出土的漆耳杯,在近底座處有針刻銘文:“乘輿髹淚?畫木黃耳一升十六籥棓。綏和元年,考工:工並造,淚工灃,護工彭,佐臣伊?,薔夫臣孝主,守右丞臣忠,守令臣豐省。”棓即杯字,根據銘文可知這件耳杯是成帝綏和元年製造的,乘輿指禦用品,這是專門為最高統治者皇帝製造的漆器。考工為中央一級的手工業生產機構,漆耳杯為考工這一機構所造。《漢書·百官公卿表》記有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更名考工。考工有令、有丞,令為考工的長官,丞為令的助手。漆耳杯銘文中,考工後麵之兩點為工之重文,即是“考工工並造”。工為造器的具體負責人,並乃工之名,“灃”是淚?工的名。“護”是護工掾或護工卒史的簡稱,是由考工的上一級機關派來監督工作的吏。“佐”和“薔夫”是考工令下麵的屬吏,  “丞”即考工丞,“令”即考工令,職務之後是其名字,“守”者漢製初除官試守一歲方能為真,“省”乃檢查之意。這是一件漢王朝少府管理下的手工業機構考工所造的漆耳杯。

       在貴州清鎮平壩西漢墓出土的漆器有蜀郡工官和廣漢郡工官的產品。蜀郡和廣漢郡是西漢後期中央政府設置的重要漆器生產機構,是西漢初期以來由官營工場向宮廷作坊管轄性質的一種轉變。經過對出土標本的觀察和測量,蜀郡和廣漢郡工官製造的耳杯,在式樣、尺寸、圖案和銘文體例上一致,證明兩處工官的漆器工場之間存在著統一的管理體製和技術規格要求。西漢官營漆器製作隨著工官的設置,建立起了一套嚴密的組織體製和完備的生產工序。貴州平壩出土的漆器上就詳細記錄了漢代官營漆器工場的分工與督造情況:督造官吏大致有工長、丞長、擴工卒史等;製造漆器需經素工、髹工、上工、畫工、銅鈿黃塗工、渭工、清工、造工、供工、漆工等10個工種。如在蜀郡工官生產的漆耳杯其上隸體刻銘文為:

       “護工卒使章、長良、丞鳳、椽隆、令史競主。”

       在廣漢郡工官製造的漆耳杯上有針刻隸體銘文:

       “元始三年,廣漢郡工官造乘輿髹 淚 ? 畫木黃耳梧,容一升十六箭。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階、銅耳黃塗工常、畫工方、工淚平、清工匡、造工忠造。護工卒史惲、守長音、丞馮、掾林、守令史譚主。”

       這件漆耳杯的銘文可分為三段:第一段銘文說明這是西漢末年平帝時廣漢郡工官為皇帝製造的漆耳杯,耳杯有鎏金銅鉬並飾以彩繪;第二段銘文說明這件漆耳杯在製造過程中采用了許多道工序的流水作業法,每一道工序都將工人的名字刻上以備檢查,其中造工為整個漆器製造的技術負責人外,其餘每個人隻負責一道工序,專業化程度很高。“素工”為製作漆器胎骨的工匠,“休工”為負責初步髹漆工,“上工”為技術高明的油漆工,精於設計、髹飾。上工是高級大師,“銅耳黃塗工”為鎏金銅鈿工,“畫工”為彩繪紋飾工,“渭工”為打磨工,“清工”為檢驗清理工:銘文的第三段是各級官吏的職務和名字,“護工卒史”是廣漢太守的屬吏,其職務是監督工官的工作,工官相當於縣一級的單位所在郡管轄,所以太守須派屬吏監督其工作,“長”是工官的首官,即是工官的行政長官,“丞”為工官丞,乃工官長的助手。“掾”和“令史”則為工官長的屬吏,這些官吏的名字刻在器物上是對產品的負責。這些銘文說明,在西漢時期漆器製作分工精細,流水作業,嚴密管理,各司其職。從製胎到驗收,再到車間主任簽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產線,每道工序都有工匠簽名的崗位責任製,如此生產,其工藝水準之高可以想象。

       在西漢前期的漆器工場中,除官府經營外,還有一種與市府作坊並存的由諸侯王和受封列侯直接經營或管轄的漆器製造工場。在安徽省阜陽漢汝陰侯夫婦墓中出土了一大批帶有銘文的漆器,如一件厄的銘文為“女陰侯厄,容五升,三年,女陰庫已、工年造”。一件漆盤銘文為“女陰侯布平盤,徑尺三寸,七年,吏諱、工速造。”布即是夾紵胎,從銘文看這批漆器是汝陰侯國的手工業部門專門為汝陰侯家製造的。庫本是機構的名稱,在這裏是作官職的名稱。“已”是管理庫這種機構的官吏的名字。馬王堆出土的“軟侯家”漆器亦在此列。

       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中出土有一百八十四件漆器,在鼎、匕、卮、耳杯、食盤、小盤、奩等七十三件漆器上,發現有打烙印的戳記,或打印在器內,或打印在器外。打印後上漆,故字跡模糊,從字跡觀察戳記文字有五種,或二字或三字,其中213號卮的戳記為“南鄉□”,字跡清晰。其他都不清晰,從字形推測,似都為作坊地名。還有些漆器有烙印“君幸食”、“君幸酒”等字,應為意含吉祥之言。在該地出土的漆器上還有不少銘刻“石”、“四鬥”、“二鬥”、“九金”、“七升”、“六升半升”、“四升”、“二升”、“一升半升”和“一升”等容量標記。在出土的漢代漆器耳杯上,還書有“賈”字、“貢”字,在漆盤外壁近底部,用金黃色漆書“楊主家般”四字銘文。據考證,長沙的王後姓楊,這“楊主家般”四字是否與楊王後有關呢?

       1924年,在朝鮮樂浪郡王籲墓葬中出土有“五官椽王籲印”、“王籲印信”及建武二十一年(45年)銘漆杯,永平十二年(69年)銘彩繪神仙龍虎漆盤等。彩繪神仙龍虎漆盤極為精美,背麵有工整的漢隸二十五字銘文:“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夾紵行三丸治千二百盧氏作宜子孫牢。”“蜀郡”指產地;“夾紵”即夾紵漆器;“行三丸”指這件漆器胎上用漆拌灰塗了三遍;“治千二百”指這批漆器製造了一千二百件;“盧氏作”,姓盧的人請工匠製作;“宜子孫牢”意為適宜子孫收藏於家。這隻漆盤有物主姓氏而不標工匠姓名,注明價格而沒有“乘輿”字樣,說明它不是為宮廷製造,而是作為高級消費品售與侯門的。

        1933年又在朝鮮樂浪郡發掘了王光墓葬和彩篋塚,後者因出土有以孝子傳為題材的人物彩畫漆篋而得名。各墓出土的帶銘文漆器達五十七件之多,多數有紀年,如“始元二年,蜀西工長廣成亟、何放、護工卒史勝,守史母北裔夫索喜,佐勝髹工當,畫工文造”等。該批漆器上自西漢始元二年(前85年),下至東漢永元十四年(102年)。在出土的十四個黑漆耳杯中,十一個有銘文,其字作“利王”、“王大利”、“王氏牢”、“益光”和“番氏牢”,還有“利王”案、奩各一及“巨王千萬”盤一件。“利”、“大利”、“益”、“千萬”為古代吉祥語類的祝詞,並習見於漢代銅器銘文及銅印,“勞”為牢固之意。從各器的文字綜合來看,這些器物為“王”姓“光”名,合起來即“王光”本人,為其生前所置。此為合葬墓,又知“番氏”即潘氏,為王光之妻。

       上述樂浪墓葬群中出土的數百件漢代漆器不僅量多,品種亦多,而且工藝精湛,保存完好。從樂浪漆器的銘文上看,有可能是漢族官員由內地帶入朝鮮。而漆器銘文標示的製作地點都在四川蜀郡、廣漢郡,說明在漢代四川是中國漆器的主要產地。從公元前85年至公元102年這近二百年內,中國蜀漆遠銷萬裏,其漆業之興盛不言而喻。

       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出土的漢代漆器上,在漆耳杯的杯底,有隸書“上林”二字。上林是秦漢時期的皇家苑囿上林苑。公元前220年前後,秦始皇在此興建皇家苑囿,後來漢武帝在此興建離宮別苑。“上林”銘文的耳杯也應與上林苑有關。

       在河北滿城漢墓中出土的漆器,底部多有朱書或針刻銘文,如漆盤的銘文為“禦褚飯盤一,卅七年十月,趙獻”。銘文“禦褚飯盤”的“褚”字與“紵”古讀同音,可以通假,“紵即紵器”(夾紵胎漆器),故在滿城漢墓中出土的漆器,其銘文中有“褚”字者均為夾紵漆器。又如漆耳杯的銘文為“禦褚 能 ? 中杯一,卅七年十月,趙獻”。銘文中的“能”?似為“龍”字的異寫。1960年,廣州三元裏馬鵬岡西漢墓曾出土漆盤四件,其中一件底部朱書銘文“龍中”二字,可作為旁證。

       在江蘇連雲港市海州發掘的西漢霍賀墓出土的食奩,內底正中還打有一長方印章,章內篆書“橋氏”。把姓氏刻在漆器上,其意也許想表明所有權的象征,或因為漆器珍貴,故特意寫上墓主人或親人的姓氏作標記。

       東漢以後,隨著漢王室中央集權勢力的削弱,豪強地主大族的興起,民間半手工作坊相繼興起,大型官營漆器作坊開始縮減,,四川官營漆鈿器的生產就明顯地減少了。後來出現的漆器銘文,隻記簡單的表號,如“口牢”的黃漆印、“巨王口”的朱漆印,再也沒有長篇的記有督造官吏的銘文了。

三、東漢至隋唐時期

       東漢至隋唐時期製作的漆器傳世極少,有款識者也很少見,但仍可反映出一些共同點,如在1984年發掘的安徽馬鞍山市東吳名將右軍師左大司馬朱然墓中出土的一批漆器最有代表性。有的漆器上隻作一個字或一個符號,如宮闈宴樂圖漆案背麵有一朱紅篆書“官”字,一素麵漆盤外底側刻一“#”字符號。季紮掛劍圖漆盤底部朱漆書“蜀郡造作牢”,童子對棍圖漆盤底部朱漆書“蜀郡作牢”四字,銘文、符號均在器物的外底部,字體在篆隸之間。從發現的“蜀郡造作牢”、“蜀郡作牢”銘記和彩繪精美的宮闈宴樂圖漆案、季劄掛劍圖漆盤、貴族生活圖漆盤等漆器分析,這些漆器是由蜀郡官營作坊所造,供統治階級使用的器物。這就說明盡管這一時期由中央控製的漆器製造業已經衰落,但地方官府的漆器生產仍然存在。在常州等地出土的五代漆器也均有銘文。如1985年常州市區疏浚開寬運河工程中發現的一座五代磚室木棺墓出土的銀平脫漆鏡盒蓋內側朱書兩行,一行僅有“魏”字左半部,另一行作“並底蓋柒兩”;盒身中間嵌銅質團花紋片,在其團花紋左側朱書兩行“魏真上牢”、“並滿蓋柒兩”銘文;盒內放“千秋萬歲”銘文銅鏡。另一件出土的素麵鏡盒漆器,蓋內底朱書“魏真上牢一兩”銘文。1975年在揚州邗江蔡莊發現的一座楊吳貴族的墓葬中出土的兩件素麵圓形漆器底也均有朱書,一為“胡真”兩字,下署花押;另一為“胡真蓋花叁兩”,下亦署花押。“胡真”、“魏真”當是作坊標記,而朱書銘文“並蓋底柒兩”、“蓋花叁兩”可能有兩種解釋:或是指漆器用銀的重量,或是指漆器的賣價。無論是當作用銀重量還是市場價格,都表明這些漆器是作為商品出售的。銘記中的“魏真上牢”、“胡真”等,當為作坊的標記,“魏”、“胡”必是姓氏,下加“真”、“真上牢”字樣,其用意應是標榜產品的貨真價實。

       晉代時,朝廷已有明文規定凡作漆器出售的,必須用朱色寫明製作者姓名、年月。在《太平禦覽》卷756《器物》部有這樣的記載:

       “晉令日: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為淳漆,著布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如今雖未曾見到晉代漆器實物用朱漆書寫款文,但此類做法卻多見於宋代漆器,此應是沿襲了以前的規定和做法。

四、宋代

       宋代漆器款識多在器物外壁邊或底部,均為黑漆朱書,刀刻款不多見,刀刻製造年號款就更少見了。通常款文較長,內容包括漆器製作的時間、地點、工匠名姓或作坊名等,其中製作時間多用幹支表示。具代表性者有:

       武漢十裏鋪北宋墓出土的漆缽,外壁黑漆上朱書“己醜襄州邢家造真上(牢)”,另一件亦為朱書,款文為“戊子襄州駘馬巷西謝家上(牢)口口”十四字,出土的漆碗底外壁朱髹“丙戍邢家上口(牢)”六字,果盒底部墨書“慶口口”三字,另一盒器壁外朱書“丁亥邢家上口(牢)”,漆器銘文中的“襄州……”字樣,說明這批漆器都是湖北襄陽的產物。襄陽盛產漆器,製作之精文獻早有著述。《國史補》有:“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之法,謂之襄樣”;《新唐書·地理誌》載:“襄陽郡望土貢綸巾漆器,庫露真二品”;皮日休《誚虛器》詩有“襄陽作髹器,中有庫露真”句;又《宋史·地理誌》亦有“襄陽府稅貢漆器”語;《通考》提到“建炎元年詔罷襄陽府漆器”。這些都反映了襄陽初產漆器不僅有悠久的曆史,而且唐宋以來列作“貢品”,足證質地優良。

       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素麵漆碗、漆盤有朱書“壬午臨安府符家真實上牢”,“壬午”應該是指作器的時間,如果是紀年的話,那麼這些漆器就是在1162年(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製造;“府家”大概是作器人的姓氏。

       江蘇武進出土的三件南宋戧金漆奩、漆盒的蓋內分別有朱書銘文:“溫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丁酉溫州五馬鍾念二郎上牢”、“庚申溫州丁字橋巷廨七叔上牢”。這些長款漆器應當是官辦作坊承製的產品。

       1925年北京曆史博物館在河北钜鹿故城發掘得到的大觀二年(1108年)黑漆殘器底,上有朱漆草書“辛大郎祖鋪”的字樣,“辛大郎祖鋪”被認為是店鋪名;1954年無錫宋墓出土的碗、盤四件,外邊朱書“杭州元本胡口口”、“丁酉南口”、“丁未東孫真上牢”、“杭州元(?)本胡如(?)虎(?)乙未南口”等字樣。這批漆器的文字,除了明確地寫明製漆的年、月、地點、工匠姓名以外,那些難以辨認的符號,被認為是製作工匠署名的畫押,其中一兩個畫押的形式,與古玉印上的玉押,大致一樣。畫押一般都為末一字,推測這些應為私人作坊的產品。

       江蘇淮安宋墓出土的七十五件漆器中,有十九件署有銘文,均用紅漆書寫在器外壁邊或底部,它們主要說明製造這批漆器的時間、地點和工匠名姓,可以說是迄今發現的宋代有文字漆器最多的一批。主要漆器銘文有:

       (1)“香”、“庫”、“楊中”等字;

       (2)“杭州胡”、“杭州胡”等字;

       (3)“己酉杭州吳上牢”、“壬申杭州真大口口上牢”、“壬申杭州北大吳口口”等字;

       (4)“丁卯溫州開元寺東黃上牢”、“戊申溫州口三叔上牢”、“己醜溫州口口上牢口”等字;

       (5)“江寧府燒朱任口上牢”、“江寧府烷朱口口上牢庚子口”等字;

       (6)“選行素漆丙子口強義目口口”等字。

       其中杭州、溫州、江寧府、開元寺等是地名,從地理沿革上可知:杭州為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以前的稱號,溫州為南宋鹹淳元年(1265年)以前的稱號,江寧府為天禧二年(1018年)、建炎三年(1129年)以前的稱號。胡、胡、楊中、吳口口、口三叔、張義目等可能是工匠名姓;己酉、壬申、丁卯、戊申、己醜、庚子、丙子等是指做器的時間,據此可推算出漆器製作的具體年份。如江蘇淮安1號宋墓紀年為嘉祜五年(1060年),其漆器上文字有:“己酉”年號,可以推知當在嘉祜以前,可能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所造。2號墓為紹聖元年(1094年),其漆器上文字有:“丁卯”、“壬申”年號,可能是乾德五年(967年)、開寶五年(972年)、天聖元年(1027年)、明道元年(1032年)、元祜二年(1087年)、元禧七年(1092年)等年間所造。3號墓無紀年,其漆器上文字有“丙子”年號,最早可能在太平興國元年(976年),最遲可能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所造。4號墓也元紀年,其漆器上文字有“戊申”、“庚子”、“己醜”等年號,最早可能在端拱二年(989年),最遲可能在宣和二年( 1120年)所造。從漆器上所署的杭州、溫州、江寧府等地名,我們可以具體地了解北宋以後的治漆中心已漸漸東移和南移了。《漆器考》載:  “五代兩宋,其製造中心,初為湖南,後移江西。”

五、元明清時期

       元明清漆器款識風格大體相同,均以帝王年號紀年,如元代的“延二年”、“泰定元年”,明代的“大明永樂年製”、“大明宣德年製”,清代的“康熙年製”、“大清乾隆年製”等。款識內容已表明了漆器內府公用、官用、禦用的特點。元以後漆器款識的演變大致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針刻工匠名謂款,如常見的元代漆器刻有“張成造”、“楊茂造”等,反映出當時漆器製造以個體手工業作坊為主的分散狀態及製造過程中分工不細的狀況;第二階段是針刻製造年號款,目前能看到的帶有針刻年號款的漆器是明永樂時期的作品,一般都是在器底退光漆上針刻“大明永樂年製”六字;第三階段是刀刻戧金楷書製造年號款,永樂年款也有個別戧金的。從明宣德時期到清代,許多官辦作坊的漆器製品,都以刀刻戧金楷書年號為標誌。從後兩個階段的漆器款識可以看出當時官辦手工業作坊的迅速發展,也可以間接了解到漆器製造過程中分工的日趨細致和完善。

       在元代,官營漆器,往往在帝王年號後麵還加有官府製造機構。雖表明器物是內府公用、官用,但並不表明一定是皇宮使用或禦用。元代官營作坊的款識有兩種形式,一種為漆書長款,以帝王年號標明漆器製作的年代、製造機構、製作地點和製作者(或店鋪名),如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戧金孔雀紋箱銘文為“延二年棟梁神正杭州油局橋金家造”,是為典型實例;另一種除寫明製作年號、製作地點及製作者外,還寫有工匠頭目、地方官等姓名,並標明器物的所屬關係。據報道,北京雍和宮後麵的元代遺址中出土有“內府公用”銘文的漆器。北京延慶縣清泉鋪公社的元代窖藏中曾出土了一件素麵朱漆圓盤,足內髹黑漆並以朱漆豎書楷體文字三行,中行為“內府官物”,右行為“泰定元年三月漆匠作頭徐祥天”,左行“武昌路提調官同知外家奴朝散”。款文表明了此盤為內府官用屬性,製於元泰定元年(1324年),“武昌路”即今武漢,為元代地方行政區劃的名稱,作頭是管理工匠的小頭目。私營漆器的生產作坊工匠,當屬浙江嘉興張成、楊茂、彭君寶等最具代表性,這類款識的特點為針劃款,一般在器物底部左側退光漆上針劃姓名,如“張成造”、“楊茂造”、“張敏德造”,字體類似行楷,字跡清晰流暢,但不十分工整。此種民間手工作坊款識的風格與官辦漆器作坊款識的特點不同。

       明清兩代官府製造的漆器,有兩種生產方式並存,工部和內務府通過各自下設的機構組織生產。內務府下設的禦用監和造辦處作為官辦的一種特殊形式——其最大的特征是承做專供禦用的產品。從大量的清官造辦處檔案中可充分證明,禦用器在生產過程中已加有皇帝的意誌。明清兩代禦用漆器作坊的漆器款識在元代基礎上已形成一定的規律,均冠以帝王年號作為紀年款,禦用漆器款識始於永樂,後成定製。明代紀年款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書以當時的帝王年號作為款識;另一類是在帝王年號之外又加幹支。明代官造漆器中,署有紀年的款識,隻有永樂、宣德、嘉靖、隆慶、弘治、萬曆、天啟、崇禎,其中永樂、宣德、嘉靖、萬曆款的器物占絕大多數。

       永樂漆器的落款方式沿襲了元代張成、楊茂的針劃方法,一般在器底內緣處用針劃“大明永樂年製”豎行款,刻痕細淺,筆道纖細,字體秀氣,似行書,略欠工整。永樂款的位置大部分在器底內緣的左側,極少數在器底內緣的右側。

       宣德款漆器的款識,與永樂款識截然不同,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風格,它改永樂針劃細款為刀刻填金楷書款,戧金色濃,鐫刻工整。字體為官方常用書體,明代稱為“台閣體”,清代稱為“館閣體”,遒勁有力,筆畫平直,筆道粗細均勻,且粗大醒目。款識有“宣德年製”四字款和“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款,其中“德”字“心”上無一橫為其明顯特征,與同期瓷器上的款識相同,表明宣德時期官造器物上的署款已經規範化。宣德漆器款識中宣德款字的排列方式有橫行和豎行,還有豎二行和豎三行款。從落款位置上看,除了常見的在器底正中或左側邊緣豎刻外,還有在器底上方橫刻或刻於器物表麵者,故有“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說法。宣德年間的漆器有下列幾種格式:

       (1)“大明宣德年製”楷書豎行款,刻於器底左側平麵上;

       (2)“大明宣德年製”楷書豎行款,刻於器底中下部平麵上;

       (3)“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橫行款,刻於器底上部;

       (4)“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橫行款,刻於器底中部;

       (5)“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橫行款,刻於器蓋表麵中心圖案中留出的長方形小平麵上;

       (6)“大明宣德年製”楷書三行款,每行上下二字自右至左豎排三行;

       (7)“大明宣德年製”楷書豎行款;

       (8)“宣德年製”楷書四字款。

       宣德以後至嘉靖以前款識的器物數量並不多,如剔紅文會圖委角方盤,盤內雕有殿閣人物,殿閣影壁上刻有“滇南王鬆造”五字,即為很少見到的具款漆器之一。另外,還有三件署平涼作者的名款,其中一件為同時署弘治年款的雕漆作品(均流失海外)。其一是剔紅滕王閣圖圓盤,在樓閣的柱子上刻有“弘治二年平涼王銘刁”款識,盤底並刻有王勃詠“滕王閣”詩句;其二是剔紅樓閣人物圖硯屏,在樓閣建築的柱子上刻有“平涼王銘刁”五字;其三是剔紅樓閣人物盒,樓閣柱子上也刻有“平涼王銘刁”。這幾件漆器的款識均刻在畫麵建築的影壁和梁柱上,為以往所不見的特殊形式。此三件雕刻風格相同,並刻有工匠姓名,既有別於永樂、宣德,又不同於嘉靖、萬曆的雕漆風格,應該是弘治時期的作品。

       明代嘉靖、萬曆時期的漆器較多,漆器刻款也多,這與漆器生產的發展有關。嘉靖漆器款識有刀刻填金款和雕漆款兩種。款識的位置在器物底部的正中,款識排列方式有三種,即底部正中直行款、從右到左橫行款和豎二行款。其字體為楷書,結構略顯鬆散,筆畫笨拙,尖細均衡,筆畫較粗,蒼勁中藏秀逸,有剛柔相濟之功,均在器底正中刀刻填金“大明嘉靖年製”楷書紀年款。日本私人收藏家有一件剔紅文字圓盒,盒麵中正中雕“瘦”字,四周五個開光內分別雕一個字,合為“福壽寧永壽”;盒的上下口沿處雕有“大明嘉靖年製”楷書款,字體上下各雕一半,合為一完整款識。

       隆慶時期隻有短短六年。隆慶漆器與嘉靖一脈相承,傳世漆器很少,目前所知僅有六件,其中四件雕漆,兩件螺鈿漆器。隆慶漆器的款識隻有一種,即刀刻楷書填金款,字數有六字與九字之別,一般在器物底部的正中刻“大明隆慶年製”楷書填金直款。四件雕漆均在器底豎刻“大明隆慶年製”六字楷書款;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還收藏有一件黑漆嵌螺鈿雲龍紋圓盤,盤底部有“大明隆慶年禦用監造”款。隆慶漆器款識較嘉靖工整纖細,與萬曆漆器款識風格相近。

       萬曆時期漆器在款識處理方麵,形成了有別於其他年款的落款方式,特點鮮明。萬曆漆器的款識有刀刻填金款和描金款兩種。款識的字數有兩種,其一是萬曆六字款,即“大明萬曆年製”、“大明萬曆年造”。款識的位置在器底正中直行;其二是款識後加幹支紀年的八字款,如“大明萬曆癸未年製”、“大明萬曆乙未年製”、“大明萬曆丙辰年製”八字,也有“大明萬曆年製”、“大明萬曆年造”六字款。在款識的形式上,以橫款最常見,一般位於器底內緣的正上方,也有極少數刻豎行或豎兩行於器底正中者,字體端莊工整,清秀纖細。而民間製器上則隻署工匠姓名或堂名、齋軒等標記,如江千裏的作品多留有“千裏”和“江千裏”款識。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萬曆年間時大彬作紫砂剔紅人物壺,壺底紫砂上髹黑漆,但漆下隱約可見刻有“時大彬製”楷書款。還有如“萬曆癸卯守一齋置”、“萬曆丁未胡義置”等,即為這一類民間製器的款識。

       天啟、崇禎時期漆器傳世數量很少,而帶款識的則更為罕見。現存有天啟款識漆器,隻知在德國斯圖加特林登博物館收藏有一件戧金彩漆雙龍戲珠長方盤。該盤的器形、花紋與萬曆漆器相同,盤底正上方刀刻填金“大明天啟癸亥年製”楷書款;在英國蘇格蘭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戧金彩漆龍鳳紋方幾,其款識也為“大明天啟癸亥年製”。崇禎款的漆器,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件戧金彩漆龍紋羅漢床,在床的背部有橫款“大明崇禎辛未年製”。在日本私人收藏的漆器中有兩件,一件是“大明崇禎辛未年製”的戧金彩漆龍紋盒;另一件是“大明崇禎丁醜年製”的戧金彩漆雲龍紋幾,由此可見,天啟、崇禎漆器的款識方式繼續沿用明萬曆朝幹支紀年款的做法。

       康熙時期帶有款識的漆器數量不多,恐與康熙早年曾下告諭禁寫年號有關。據文獻記載:康熙十九年( 1680)九月,才正式在景德鎮禦窯廠燒造禦用器,據此推測漆器一類禦用品的大量製造也應在此前後。現今所見康熙有款漆器,字體漸趨秀逸,筆道有力,均在器物外底部正中刀刻填金“大清康熙年製”楷書年號款。

       雍正時期,漆器上的款識字體基本一致,工整秀麗。款識多鐫刻在器物外底正中位置,均為刀刻填金或描金“大清雍正年製”、“雍正年製”楷書款。格式有橫行、雙行、三行不等,有的款外加有雙方框欄,類似印章款,也有個別器物的描金款書寫在器物外壁上。乾隆一朝,由於皇帝對漆器的酷愛,刺激了漆器工藝的發展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輝煌與繁榮。

       乾隆時期的刻款漆器較多,款文特點為紀年或紀年加吉言器名兩種。多在器外底正中或蓋內、器內底刀刻填金“大清乾隆年製”、“乾隆年製”、“大清乾隆仿古”和“乾隆仿古”等紀年款。格式有橫行、豎行、雙行、三行不等。款外有用單方框欄和雙方框欄者,款識字體工整,多為楷書,也有篆書或隸書。許多器物年號下加有吉言器名,有的年號和器名分別落在蓋內和器底,如故宮博物院藏剔紅雅集寶盒,盒底刻“大清乾隆年製”紀年款,蓋裏鐫“雅集寶盒”器名。剔紅翔龍寶盒,其蓋、器內均刻楷書“乾隆年製”款和“翔龍寶盒”器名,為典型的皇家禦用漆器的特點。乾隆朝後期,隨著國勢衰落,漆器生產也開始走下坡路,具款的漆器極為少見。

       嘉慶時期的漆器,現知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剔紅觀鵝圖筆筒,底部鐫“嘉慶年製”篆書款,除此未見其他具款的漆器。

       民間一些製漆名匠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款識風格,如乾隆時的製漆名匠盧映之器,有朱漆楷書“盧映之製”款。晚清髹漆藝人盧葵生的作品多留有“盧葵生製”、“葵生製”、“葵生刻”一類名款,有隸書體和楷書體,也有在款後加刻“葵生”、“棟”字小方印者。有的民間藝人漆器作品書有長銘文,或於器物底部、畫麵中間嵌名人詩句,或書製作者、物主的題款,以景配詩,詩情畫意交相輝映,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總之,漆器款識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演變,形成了有規律可循的特征,各個時期款識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款識內容、字體結構、排列形式、落款位置等幾個方麵。戰國時期,漆器款識字數較少,且多為簡單的符號和名姓。私營作坊特點明顯,還出現了標明製造地的地方官辦作坊的標示。西漢時,漆器款識內容增多,諸如漆器的製作時間、製雕地點、工匠、工序、管理者等,尤其是西漢後期在“工官”漆器的長銘文中,還首次出現了以皇帝年號標明製作時間的款識。東漢以後至魏晉南北朝,考古發現遺存的漆器數量驟減,具款的漆器也十分少見。宋元以後,漆器多字、長款增多,多用於支標明漆製作的時間,同時對製作地點以及工匠的名姓或作坊名等也時有記錄,私營和官營作的款識特點明顯。明清兩代,私營作坊製器的人名款和標記等繼續沿用,而官辦作坊漆器款識則演變為以署皇帝年號款為其主要特征,表明了漆器的禦用性。這些漆器銘和標記以其實物遺存與文字資料流傳後世,成為中國漆器工藝發展的曆史見證,為我們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國古代漆器製作、生產管理和經營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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