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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工艺
造型

       中国漆器的造型设计来源于思维对象的启示和实用功能的需要。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丰富多彩,生活中的事物千姿百态。比如一片树叶,作为共性它有叶柄、叶脉,有对称的结构;作为特性它有椭圆形、长条形、分叉形等等。自然物多样化的属性给器物造型提供了许多设计思路,它通过匠人熟练地掌握运用其表现技巧以后,用具体形象来展示自己的风姿神韵,赋予了器物特定的实用功能和美的价值。从考古发掘的出土实物来看,漆器造型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根据生活的需要而创造成的,具有强烈的功能性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审美意识的追求与变化。

一、史前时代

       史前,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衣、食、住、行的需要,而制造出各种能适应其实用功能需要的造型。最初出现的漆器形制,以仿生、象生为主,多数是摹拟植物、动物、人物等固有的形态,抽取摹拟它们的形、线、色,制成人们生活所需的食器(碗、杯、豆等),髹漆陶质存储器(罐、筒等)等。器物造型单纯朴素,但却具有规则的形状和光滑的表面。

       在良渚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在实用的前提下,开始注重器物的造型,漆器胎骨增多,造型规范,漆器品种随之发展,已知的漆器造型有碗、筒、觚、杯、鼓、豆、尊、案、俎、盘、匣、勺、斗等。匠人手艺的精巧程度即使与现代最高超的艺人相比,也毫无逊色。

二、夏商周时期

       器型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某些变化,而且也反映了生产方式、工艺技术的某些进步。夏商周时期,在青铜文化的推动下,一些新的漆器形态纷纷涌现。这个时期发现的漆器品种明显增多,应用范围也有扩大,器物造型趋于多样化。例如,生活用具中的盒、盘、碗、筒形器,乐器中的鼓,兵器中的盾,马车及丧葬用具的棺等。

三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冶金技术的进步,铁制工具如锯、斧、钻、凿、铲、刨等加工工具的广泛使用,为丰富漆器造型创造了便利条件,带来了漆器胎骨制作技术的重大突破,表现为漆器的数量与器类日益增加。商代大墓仅出土有马车,而这时的中型墓已常出一些髹漆的竹、木车舆、车伞盖穹、车辕,以及马饰等车马器;日常用具增加了漆耳杯、勺、奁、疏、篦、槌等器形;兵器类除盾、甲之外,又有戈、矛、戟、殳的柲以及矢杆、剑鞘等;丧葬用具除棺椁之外,还有专供丧祭的镇墓兽、小木俑等,乐器有琴瑟等,即便是用途相同或相似的漆器,造型也有差别。例如,同为铜矛、戈、戟、殳柲等兵器的,其形制均为长杆,但断面却有圆形、前尖后圆形和八棱形的差别,又如漆木梳、篦虽上部均作半弧形,下部的木齿却有疏、密之分。

        这一时期,漆器灵巧美观,色彩绚丽,制作简便,装饰纹样自由挥毫,而不像铜器那样需经塑形、制模、翻砂、浇铸、整修等诸多繁复的工艺流程,这为艺匠们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实现了漆器制造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逐渐替代了青铜制作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各种漆器制品大量涌现,大至棺椁,小如羽觞,器物造型丰富多彩,门类繁多,按其用途可以分为:

        (1)以实用为主的各种生活用器:如饮食用漆耳杯、豆、樽、盘、壶、卮、盂、鼎、勺、俎、食具盒、酒具盒等;起居室用枕、床、案、几、架、奁、盒、匣、匝、鉴、盘、盆、箱等;交通用具如车、车盖、船等。

        (2)强调观赏性的各种漆器工艺品:如木雕座屏、彩绘漆鹿、髹漆屏风等。

        (3)具有神秘意味和浓厚巫术神话色彩的丧葬用器:如虎座立凤、镇墓兽、木雕辟邪、漆棺、椁、筌床、木俑等;礼制用具漆俎、漆禁等。

        (4)兵器:甲、弓、弩、矛柲、戈柲、箭杆、箭箙、剑鞘、盾等。

        (5)文娱用器:文具类,如笔、文具箱等;乐器类,如编钟架、钟锤、编磬架、大鼓、小鼓、虎座双鸟鼓、瑟、琴、笙、竽、排箫、笛等。

       器物造型讲究灵巧、实用,如漆耳杯,在战国时代出土数量最多,它的杯口呈椭圆形,弧壁平底,有双耳的基本形,给人以轻巧灵便的感觉,而其椭圆弧壁的设计便于饮用,双耳亦即觞边的双羽设计则便于双手把持。即便是功能相同的器物造型,也存在千差万别,例如,同为饮食用具的盒,就有圆盒、扁圆盒、方盒、长方盒、曲形盒、鸳鸯盒等不同造型。

       在以实用功能为主的生活用器中,也有很多类似湖北雨台山出土的彩绘鸳鸯豆、凤鸟双联杯等这样具有玩赏性的漆器,突破了实用目的的制约,将漆器形制提升到艺术层面,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其形式美尤为突出,形成了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美学性格。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形到艺术形,从简单的几何形逐渐演化成具有一定难度的曲线形、多重组合形和意向形的衍变过程。然而,日常用具的漆器生产者大多是在模仿而不是创新,人们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由于人们看惯并且用惯了的大量固定形制或对其产生了感情的漆器用具。这种造型就会被固定下来,通过世代沿袭而被一成不变地保留。比如碗、箱、盒、床榻、屏风、几等造型,虽细节会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还是固定不变,体现了漆器制作工艺的传承性。

       强调观赏性的各类漆器工艺品以及那些具有神秘意味和浓厚巫术神话色彩的丧葬用具,则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抽象化特征。属于这一类的首先是各种形态的具有象征意义与神秘功能的“镇墓兽”,还有木雕座屏等。春秋战国时代强调观赏性的漆器造型的制作法则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雕刻与彩绘相结合,巧夺天工

       春秋战国时期漆工艺的流行,促使木雕工艺在装饰范围、表现形式、雕刻技艺诸方面不断向深度、广度发展。特别是伴随着漆工艺发展而产生的立体圆雕,标志着春秋战国时期木雕工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雕刻与髹画的结合使彩绘木俑既有立体形象的体积感,又有绘画般的笔墨情趣和色彩美感,能同时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感觉,使战国漆器艺术获得了那种单纯强调立体感的严格意义上的三维空间艺术所无法获得的艺术效果。

       战国时期胎体的雕刻技法也体现出一种圆融贯通的特性,有斫制、镟制、锯制、圆雕、浮雕、透雕等。斫、剜、挖、凿、镟、雕、磨等多种手法的灵活运用,在它们共同协调过程中,形成了雕刻系统。战国漆器中有许多木胎雕绘的座屏、虎座凤鸟、镇墓兽、卧鹿等,往往是采用圆雕、浮雕、透雕及榫卯结构、黏结工艺等综合手法制成的。

       镇墓兽是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物,也是楚漆器中造型独特的器物之一。此种器物外形抽象,构思谲诡奇特,形象恐怖怪诞,具有强烈的神秘意味和浓厚的巫术神话色彩。形制有单头、双头、变形龙面式、变形人面式等多种,多数单头,少数双头。从出土镇墓兽的排比中可以看出其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演变规律,大致是兽面渐变为人面,无舌渐变为长舌,无颈渐变为长颈,兽面由彩绘发展为雕刻。此种镇墓兽是除楚墓以外其他战国墓中不多见的特殊之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战国早期的楚墓中即有,但数量很少。楚漆器发达的战国中期,镇墓兽的数量最多,到战国晚期又很少见。这种数量上的消长变化应与当时漆器的发展趋势及楚国兴衰的历史是一致的。秦汉以后,这类器物逐渐消失。

       在这个造型体系中,最具审美素质的是透雕。这种手法疏密相间,错落有致,镂空的人物、景致、物象具有穿透性,在光束中展现变化,虚实相生,明暗恍惚,富有层次感和灵秀之气,

2.仿生造型设计,观物取象

       将器物的实用性与观赏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常见动物、植物果壳等自然物象融进器物造型之中,造型与容器合而为一。这种仿生造型,是战国漆器造型的又一特色。彩绘木雕鸭形漆豆、凤形双联杯、鸳鸯漆盒便是其典型范例。此外,双虎漆盾、蟠蛇卮等漆器也都是模拟动物形象的融造型于实用器具之中的经典之作,造型形象逼真。

3.融合自然形体造型设计,意象神秘

       古人常把来自现实的若干自然形体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并赋予某种虚幻、浓郁、神秘的色彩。在数以千计的战国漆器中,此类漆器造型非常突出。例如,“镇墓兽”,兽的造型就综合了多种动物如天禄、麒麟、辟邪的形象,然后将有角类动物的角组合,巧妙地利用角之枝丫张扬伸展、向四周辐射扩散的抽象形式意味以及扑朔迷离、灵动多变的视觉印象来渲染神秘的氛围,以加强“镇墓兽”这一神怪的超自然力量。恣意夸张、虬曲盘错、转侧变幻的鹿角,似在迎风而动,意象极为奇异生动,与简明单一龙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四棱柱的龙体、稳重厚实的方形底座与漆器表面的装饰纹样,构成了一种相当神秘的氛围。角的张扬、龙体的灵动与方形基座沉实的体量感相互生发,共同显示强大的动感和力度,让人真实地感受到这个虚幻神怪的魔幻力量。

       虎座凤鸟是楚漆器中常见的造型。这类造型可分为虎座立凤和虎座鸟架鼓两类。其造型原则一般抽取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原形的质,在整体形象上加以混合,由于不同质的混合,使形象的造型具有两种以上原形的因素,虚幻性的审美氛围得以显现出来。虎座立凤造型奇特,是战国漆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类作品,其凤鸟造型一般是长颈、长腿、曲颈昂首、尾翼短小且上举、体态呈流线型,双足立于一只伏虎背上,双翅作展开状,有的背上还插上一对枝丫张扬的鹿角,使整体造型产生轻灵的升腾感和虚幻感的同时,显然也为欣赏者创造了一个无限辽阔的意象空间,使人感到神秘莫测。据考证,虎座立凤是有特殊象征含义的丧葬用具,凤背上的鹿角为龙的象征,表明它是龙凤共身的神物,楚墓中随葬虎座立凤,正是楚人借凤以引导所招之魂,借龙以引魂升天。虎座鸟架鼓在造型上与虎座立凤类似,只不过虎座鸟架成对相背而立,凤背无角,代之以鼓悬挂其间。

4.因材取象设计,自然天成

       许多战国时代的漆器多为因势象形之作,自然天成。例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木雕辟邪就是利用树根的天然形态来表现兽类动物游走的神态,可谓出神入化,是因材取象创造出来的代表作。这种依据天然材质形貌的巧妙加工,看似是一种最简便的呈现方式,且对主观想象有一定限制性,使构思似乎局限于材料的天然形态上,而实际上因势象形却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灵活性,因为材质本身千姿百态的天然形貌常常能诱发人的灵感。如何融通材质的天然形态使之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使客观的无生命之物含蕴无限丰富的生机,我国先民在木雕辟邪的造型上可以说做出了完美的回答。

四、秦汉时期

       秦汉漆器在形制上承战国,有些器物十分相似,有的形制、技法则为战国所未见,富有时代特色。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数以万计,能工巧匠精心制作的各类漆器琳琅满目,千姿百态,充分显示了均衡协调、朴素大方、美观实用等造型特点。其数量之多、品种之齐全、造型之丰富,在漆工艺史上首屈一指。应生活需要而制作的漆器器类与数量剧增,用途更为广泛,如床、榻、枕、几、器座、镜匣、案、箱、桶、盒、盆、灌、洗、虎子、锤、屏风、兵器、娱乐用具、交通工具等等,还有不少设计巧妙、造型奇特的漆器精品。漆卮、樽、壶和扁壶等酒器的造型,也各具特色:卮为圆筒状、平底,器外附单环形,少数还有盖;樽的造型与卮相类似,但平底下有三蹄足,大多有盖;壶为圆口、圆颈、圆鼓腹、圆圈足、圆盖;扁壶则是扁腹,长方形圈足,并有圆口圆盖与方口盍状盖两种。漆圆奁、椭圆奁等造型特点都是器身与盖相套合,盖顶隆起,体现了既有规律又有变化的艺术特点。

       为了适应生活中更多的实用需要,秦汉漆器造型出现了多功能、组合化和系列化造型设计。盛装化妆品香料一类的漆奁,不仅生产数量多而且出现了双层和多子的组合结构设计,器物造型向精致灵巧的方面发展,如湖南马王堆、山东银雀山等地汉墓都出土的内装子盒的单层或双层奁具,其子盒或五、或七、或九,形状各异,表现出高度的设计技巧和合理的实用性。

       实用设计最为精妙的是耳杯套装设计,即所谓的“耳杯盒”。马王堆l号墓的耳杯盒,内套装耳杯七只,六只顺叠,一只反扣,恰好扣合紧密,填满了盒内的空间,设计之巧,使人叫绝。

       费工费料、又不大实用的雕刻仿生漆器及曲形盒却不仅器类和数量剧减,而且在仿生器形上也趋于简洁,注重表现整体造型的气势,而不是对客观对象事无巨细的全盘描绘。西汉时期的这类漆器,造型比秦代更为简洁,仍以凤形勺为例,不仅没有双翅与双足,连尾部也简化了。还有双虎头形盾,也只雕出头与前肢,而后肢与尾部也都被省略。西汉时期由于较普遍地采用檄制与卷制技术,许多漆器造型更为规整,而且圆形、椭圆形等容积较大、省工省料、较为实用的漆器,更为常见,对器物造型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制作法则与规律的掌握已趋于成熟。

       秦汉时期还出土了不少镶嵌有金银铜等金属材料饰边的漆器即“钿器”,如河南泌阳官庄北岗3号墓出土的彩绘铜钿漆盒,湖南长沙砂塘子1号汉墓出土的银钿漆盒、漆盘,安徽巢湖市放王岗汉吕轲墓出土的银钿云气纹漆卮等。这类钿器从使用角度而言,奁盒之类的容器常常需要开启和扣合,口沿交接处容易磨损破坏,以金属材料制作护口沿的钿边,不仅增加了强度,也延长了使用寿命。但这种钿器的设计动机远不止如此,可能更多地考虑到了金属钿边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和高贵的视觉感受。金、银、铜钿边的金属质感与光泽赋予了漆器一种新的质量和美感,形成了秦汉漆器工艺造型设计的一种新风格、新创造。

五、东汉至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漆器基本上延续了汉代漆器的传统造型,在日臻成熟中又有所演变。器物造型除了汉代以来常见的耳杯、盘、碗、奁、盒等漆器组合外,推出了代表时代特征的新型器物—“槅”。漆槅是一种有盖器内分多格的长方形漆盘。这是一种盛多种食物和菜肴的盘状漆器,如朱然墓中出土的漆槅为长方形,长25. 5cm,宽16. 3cm,内分为大小不等7格,每个格子内绘一只鸟或瑞兽,画工精美。漆槅在东吴早期的墓葬中就已有发现,如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中出土的漆槅;在后期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如江西南昌晋墓中出土一件在盒底有朱漆隶属“吴氏槅””三字的漆槅。此类器型至今未有更早的考古发现,说明这类器型兴于三国,流行于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器型还有扇形漆攒盒和曲面、扁平圆弧形、下设三足的漆凭几、长方形的双耳漆托盘等。

       尽管南北朝时期出土的漆器遗存很少,但却是中国古代漆器工艺制作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漆工技术及制作结构出现新的发展,此时已盛行用夹纻裱胎的方法塑造高大的佛像,漆器制作由奢侈型逐渐转变为大量生产日常生活用具。

       隋唐五代的漆器造型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棬木胎的盛行,金银平脱、螺钿镶嵌和素髹漆器的兴起。造型以碗、箱、盒、盘居多。浙江湖州飞英塔壁内发现的嵌螺钿经函和江苏省苏州市瑞光塔出土的黑漆嵌螺钿花鸟纹经箱,使我们可以领略到五代、宋初时期的厚螺钿做法。该经箱为木胎,用合题法镶榫制作,长方形,上部为覆顶式盖,中部为盒身,下部为座,器外髹黑漆,嵌螺钿片组成花鸟纹图案。它的发现是研究唐代以来中国螺钿工艺发展的实物资料。

六、宋元明清时期

       宋代漆器的生产可谓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漆器造型繁多,形貌丰富,承制前代。其主要器物以生活用具、妇女妆饰用具、文房用具等日用品为主,附带少数宗教用品与其他用器。这一时期的漆器造型最显著的特征是:器形或口沿除了作长、方、圆等几何形状外,喜欢起棱分瓣作花瓣形,以碗、盘、盒、奁等器物的造型表现最突出。造型由繁入简,由宛转多曲到洗练概括,体现着社会风尚、审美情趣的变迁。

       北宋初期和中期为素髹漆器的多样化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造型种类的多样以及器物本身曲线的丰富。盘、碗多起棱分瓣,有瓜棱式,有随花口器身明显分瓣起伏者,花瓣弧度一般较大。也出现了花瓣呈漫圆形,器身无分瓣仅存短棱的产品。皆为敞口,但不外侈,有的口沿处微微内收。盘多平底,碗圈足较宽大;盒形制繁多,造型以直线为主;盏托托盘边沿较宽,略显厚重。此时花形器物分十瓣、八瓣、六瓣或四瓣。

       宋代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瓜棱形、花瓣形器身的漆器,首先取决于圈叠胎技术的成熟,而社会审美取向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北宋统一,雄心大涨,然而毕竟国土不广、气势乏振,又耽于歌舞升平,因而晚唐、五代以来形式浮华、靡丽的审美习尚在宋初仍然沿袭流行。作为日用的素髹漆器,势必在形制上极尽变化之能事以迎合世风,它们力图通过起棱分瓣和大弧度曲线等造型语言,形成更强的视觉冲击力,而过多的起伏变化实则削弱了整体效果。

       北宋中叶,形制上虽出现了器身无起伏仅有短棱、花瓣弧度减小的特点,但发展尚不成熟。

       北宋末、南宋初,素髹漆器发展在追求典雅中求简,形制发生了第二次重要变化。南宋以后,造型几乎无任何多余装饰,盘、碗、盏托等皆少作花口,而以圆形为主,器物造型洗练,曲线长而转折少,极尽简约之能事。盒(筒形除外)的造型,直线减少,代之以漫弧线条。盘、碗等的造型,仍以花瓣形为主,花瓣曲线较平,仅在分瓣处内凹,稍后甚至花瓣本身弧度也改为内曲。器身不见分瓣,较早一些还有短棱,后来则器壁完全光滑。盘多有圈足,碗圈足逐渐变小。盏托托盘边沿由宽边变为侈口。花形器物以六瓣为主。这时的器物造型不求多变,但求将优美发挥到极致。附加圈足或将器底缩小,使器物显得纤巧、挺拔。器壁流畅的线条至口部则通过小曲线外翻,器底的直线、器壁的长曲线以及口沿小弧度的分瓣形成对比,相辅相成。舍掉了器身过多的变化,将视线集中于精致的器口,与北宋前期和中期追求造型起伏多变大相异趣,成为两宋工艺美术典雅优美的代表。

       南宋中后期素髹漆器逐渐衰微,形制相对固定,变化无多。随着戗金银器物的增多和剔犀工艺的成熟,精雕细琢的高档品渐渐增多,素髹相应减少当属正常现象。盏托出现了钟形圈足,可见造型上仍保持对挺拔、秀丽之美的追求。出现了南宋后期非常流行的三撞式花瓣形奁、盒等也趋于注重小曲线,与当时高档品形制基本一致。

       到了元明清时期,漆器造型可谓继往开来,可称之为中国漆器工艺史上的繁华时期。元代的漆器造型基本上与宋代器型相同,只是宋代广为流行的花瓣形盘、碗到元代则基本不见了,代之以圆盘、圆碗。如元代的雕漆漆器,其器型有圆形、长方形、圆盘、八方形盘、葵瓣盘、尊等,以盘、盒为多。

       在明初期间的漆器造型正处于继承和形成自己独立风格的过渡时期。在明永乐时期,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漆器工艺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明代漆器制作的第一次高峰。传世的明永乐雕漆以各式盘、盒为主,增加了小柜、香几、盖碗、小瓶、画台等新品,器型变化较少。

       明永乐漆盘有两种基本造型:一种是圆形盘,浅式,圈足,盘表面为一整体,无盘心与盘边之别,所装饰图案给人以整体感,这种造型的盘以装饰花卉为主;另一种盘的造型为盘边呈葵瓣状或菱花、荷叶、八角状,八瓣、十瓣不等,有盘心、盘边之别,盘内以山水人物为主,盘边雕刻各种花卉。盒的造型亦有两种:一种为平顶、直壁,平底微内凹,这种造型即《金鳌退食笔记》中“蔗段式”盒之造型,以装饰花卉、人物故事为主;其二为“蒸饼式”盒之造型,一般器形较小,以装饰花卉为主。

       明宣德时期漆器的制作仍以官办作坊果园厂为主。从传世的明宣德漆器看,有剔红、剔黑、剔彩、戗金彩漆等品种,造型有圆盘、方盘、荷叶式盘、菱花形盘,蔗段式盒、蒸饼式盒、两撞委角方盒,另外还有盏托等。

       明中期漆器雕漆作品的造型较之早期单调的式样有了明显变化,出现了梅瓶、四方委角盒、八方形棒盒、提匣、碗、笔筒、方盒、方盘以及大型的长方盒、扁壶、高足碗、棋子盒等。

       经过明中期八十余年的缓慢发展,到明世宗嘉靖时期,漆器工艺出现了新的局面,具有宫廷风格的漆器制作重新占据统治地位。漆器风格经过近百年变化,从早期简练大方、圆润精致的风格演变为崇尚纤巧华丽、繁缛细腻的新风格。漆器的使用范围扩大,造型有所突破,出现了箱、柜、桌等新的漆器造型。

       盘类器物除了圆盘居多,亦有仿明早期的葵瓣盘、明中期的委角方盘,同时出现了六瓣盘、梅花式盘、银锭式盘、茨茹式盘、荷叶式盘,菊瓣式盘以及由大小三个盘依次套叠的套盘。明早期的“蔗段式”盒继续沿用,明中期使用的“捧盒”依然流行,新出现的造型有瓜棱壶、寿字盒、银锭式盒、方胜式盒、梅花式盒、钵式盒、柜、笔筒、小桌、八方斗、春字盒、把镜等。

       明万历期间在器物造型方面,仍以盘、盒为主,兼有小柜、炉、花觚、瓶、笔筒等,并出现了委角长方盒这一新的造型。

       清代的漆器造型传承前代,在工艺上,荟萃各家技艺精华,达到了中国漆器工艺绝顶的高峰。在漆器造型设计上,小到盘、盒、碗、碟、壶、文房用具,大到屏风、宝座、床榻、桌椅、条案以及挂屏、香几等,不断创新,使一些传统漆器式样也有了明显变化。各种花果式漆器频繁出现,荷叶式、枫叶式、石榴式、莲子式、葫芦式、书函式、古琴式、锦袱式等匣、柜之类,新颖别致;仿造车船、殿阁建筑的辇车型、画舫型、殿阁型香盒,寓意吉祥的桃形盒、鱼形盒、寿字形盒等漆器造型,频频面世,内置随形盘碟,成组成套,实用美观,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这一特点用乾隆皇帝的一句诗“别出新样无穷尽”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

       由于乾隆皇帝嗜好古器,为讨皇帝喜欢,仿古之风亦盛,漆器形制仿瓷、仿玉、仿青铜器造型多有出现,前代绝无仅有。如仿瓷剔红九龙海水天球瓶,鼓腹,短颈,瓶身饰九龙海水纹,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为清代剔红漆器中的精品。

       清时,漆器造型虽有所创新,但已经很难有重大突破。当器物的造型完全能适应其功能性的需要,使其在造型设计上达到极度成熟圆满之后,漆器的造型设计也就习惯于循规蹈矩,局限于传承模仿安于做工的考究或是式样的综合,缺乏新意,其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造型式样的雷同、表现手法的固定。有些器物造型趋于繁琐,极尽雕琢彩绘之能事,竭力追求富贵华丽、珠光宝气,使漆器生产走上了一条雕饰媚俗的漫漫不归路,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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