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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工艺
款识铭文
款识铭文

       “铭文”,即“款识”。本指青铜器、漆器等古代物质遗存上铸、刻的文字,“识”在这里读zhi,与“志”同音。”唐代颜师古《汉书注》日:“款,刻也;识,记也。”

       明代方以智撰写的训诂书《通雅》对款识有三种解释:

       (1)款是阴字凹入者,识是阳文凸出者;

       (2)就器物内外而言,款在外,识在内;

       (3)花纹为款,篆刻为识。

       实际上,在后人眼里,款识已失去其本意,款与识的界限也很模糊,人们将款识引申为书画、陶瓷、玉器、漆器、竹木牙雕等文物上的题铭或文字,后来就泛指在各类器物上特意留下的记录该器物制作的时间、地点、工匠姓名、作坊名称等的文字。有《晋令》日:“欲作漆器者,各注主史者名,乃得作家,当用淳漆着布,以朱题年月姓名。”由此可知,要做漆器,也要注明主史(使)人的名字及订制年月,从而保证漆器的质量,确定漆器的归属。在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的漆器上亦常可发现一些记录性文字,内容涉及漆器的制作年代、制作地点、制作工序、制作工匠的名姓等。漆器铭文是漆器工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工艺美术等发展成熟的一项标志。漆器款识既是我们今天研究确定漆器产地及其制作年代的依据,同时对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漆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相关制度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战国时期

       我国古代漆器款识最早见于战国漆器。款识有针划、刀刻、漆书和烙印等几种形式,少者一二字,多者几十字的铭文,它们大多是制作时戳印上去的,但也有少数为其使用者刻写,如在长沙烈士公园战国墓出土的漆卮(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上有“二九年六月,己丑,乍告,吏丞相,右工市象,工六人台”的铭文,记录了时间、官吏、工匠。右工市可能是右工师。可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千年后的今天,还能了解当时的生产情况。这件漆器铭文证实了当时已有地方官办的漆器作坊,既有完整的制度、又有严密的管理方法和监工的考核和检查。漆器制成后须刻检验官工师名,如果发现“工有不当”,即产品质量不合格时,则“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这种特征表明,此时的漆器生产已不完全是一家一户的个体作坊生产方式。在战国时代出土的漆羽觞底上,记有“舆里周”、“杜里姣”的字样,古代实行里坊制,“舆里”应是工匠居住的德街坊,“周”是漆工的姓。在战国漆器上,留下了两千多年前漆工姓氏的信息,这在世界工艺史上是不多见的。以上两类款识说明战国时期私营漆器作坊和官营漆器作坊并存,这对战国漆器工艺的发展与技术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秦汉时期

       秦汉漆器上的款识较战国时期有所发展,文字及符号较以前明显增多,所记年代及制造地点等文字内容较战国更为详尽具体。大致可分为制作时间、地点、工匠名姓、漆工工序以及物主标记、用途、容量等。形式上主要有烙印、针划和漆书几种。文字多为隶书。这些款识内容主要包含了以下方面的信息:

       (1)属于私营作坊制造的漆器,戳记使用者或私家制作工人的姓氏。

       (2)属于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性官府作坊制造的漆器产品,或由中央直接控制的、设在各郡制造漆器的“工官”制品,带“亭”、“市”、“工官”戳记的铭文,多标注漆器制造地。

       (3)标明纪年、容量、单位与刻划符号之类的文字,有的还刻各种符号以及标记,或兼吉祥祝福之言,如“工”、“山”、“三”等。这些漆器铭文在秦汉时期出土的漆器遗存上都有反映。

       (4)标记漆器制造工序及责任人。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许多秦代漆器上,针刻“士五军”、“阴里口”、“张二”、“口亭”、“口口亭上”、“咸市”、“咸亭”、“郑亭”、“许市”等烙印铭文‘引。“咸市”、“咸亭”等烙印文字,都应是“咸阳市亭”的省称,咸阳是秦的都城,汉代定都长安后,咸阳改名渭城。《周礼·地官司市》载:“上旌于思次以令市”,注日:“思次,若今之市亭。”在著录的汉印中也有“市府”之印。市府是当时政府的市井官署,官署设于“市楼”,又“旗亭”。“市楼”或“旗亭”是市井官署的象征,漆器上戳记的“市”、“亭”就是“市楼”、“市亭”、“旗亭”意义的简称,都是代表市井官署,为治市政之所。“司市”即为“掌市之治”的官吏,掌管市场的治教政刑、量度禁令等。

       “亭”、“市”之前还往往冠以地名,其中地名为二字者,大都省略一字,一般还省略第二字,作为制地标志的常规。因此凡在制器上打印有“市”、“亭”等代表市井官署的戳记,皆为市府作坊所造。由此可知,“许市”应为许县市亭,“郑亭”则为新郑市亭。故此,有“咸市”、“咸亭”等烙印文字的漆器应是秦代咸阳等市亭所管辖的漆器作坊的产品。从睡虎地出土的这些漆器,使我们可以了解到秦都咸阳的漆器手工业非常发达,它的产品大量远销到千里之外的安陆县(今湖北云梦县)。这些铭文里勾画出了秦汉时期咸阳、许昌、新郑等地漆器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布局。

       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漆器上,还有不少“宦里口”、“阴里口”、“钱里口”、“安里皇”、“左里口口”、“女里口”等针刻文字。我国在秦汉时期实行郡都制,县下设乡,乡下置亭,十里一亭,里有里正。“里”是当时最小的行政单位,“安里皇”、“宦里口”等针刻文字的漆器,也应是漆器作坊所在地的里名,是其私营漆器作坊的产品。而“里”后面的一字,参照当时陶文的通例,其意义应是漆器制作工匠的名字。在漆器上发现的“介”、“但”、“大女子藏”、“小女子”等,都应是漆器制作者的名字。这些漆器针刻文字的发现表明,秦代继承了战国时期即已实行的“物勒工名”产品管理监督机制。

       此外,还在云梦出土的漆器上发现了战国时期不曾见到的“素”、“包”、“上”和“告”等烙印文字,“包”、“饱”无疑是同字,在秦汉时期偏旁不同而为一字也是常见的。“包”、“饱”可能是“,鉋”?的假借字。多次上漆的工序称为匏,为器物最上面的一道涂漆工序;“告”字当为“造”字的假借字。在贵州清镇平坝、武威磨嘴子和朝鲜出土的汉代纪年铭漆器上,有许多“素工某”、“髹工某”、“上工某”和“造工某”的针刻文字,因此“匏”、“素”、“包”、“上”、“告”等烙印文字,应是“素工某”、“工某”、“上工某”和“造工某”的省称。而且也是在制作时所烙上的戳记,是髹漆工序的标记。这类漆器文字的大量发现,说明这一时期漆器的制作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素工、包工、上工、造工等工序,各就其位,漆工各司其职。

       在河南泌阳秦墓出土的漆器上还刻有纪年文字,如“卅五年口工造”、“卅七年口工左匠造”、“平安侯”等铭文。由此铭文可知,这些漆器为秦王朝中央所属制漆手工业的产品。卅五年、卅七年为始皇卅五年和卅七年;匠就是技术工人,匠负有一定的技术责任;平安侯为漆器的主人。在湖北凤凰山70号墓出土的一件镶有银钿的漆盂上,针刻小篆“廿六年左工最元”七字,廿六年应为始皇二十六年,左工应是左工师,最元应为左工的名字。

       在汉代,漆器铭文更为具体详细,增加了器物的用途、容量及物主标记等内容。不少出土漆器有详细的年代、制作地点、工官姓名、作者分工名称等标记。

       在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汉代漆器上有的烙有烙印文字、刻画文字和白色书写文字,如“成市”、“成市口”、“市府”、“市府饱”、“市府口”、“北市口”、“草”、“仁”、“成都草”、“成都饱”等烙印戳记。“成市”就是成都市,“成市草”的“草”字即“造”字,有创造之意。草、造音近义通,故汉代常以草字代造。 “成都饱”的“饱”字,从“成市造”、“市府造”这种词义来考虑,“饱”疑为“匏”的假借字。故“成市饱”、“市府饱”即“成市匏”、“市府匏”,义为“成市”、“市府”所造漆器。关于“成市”、“市府”两字,根据西汉陶器上常见的“某亭”、“某市”戳记之例,“某市”即为某地市府作坊的标记,故“成市”当即成都市府的省称。凤凰山8号墓漆器上“成市”与“市府”戳记并见,更直接证明是市府而言。

       在山东临沂银雀山4号西汉墓出土的漆器中,五件有铭文:一件褐漆耳杯有“莒市”戳记,二件残黑漆彩绘耳杯有“市府草”、“市”等字戳记,一件彩绘漆卮有“食官”戳记,一件彩绘漆盘上有针刻的“马”、“门”二字。另外,1号汉墓出土的两件黑漆耳杯上刻有“司马”二字。戳记和针刻文字皆在器物外面的底部,从漆耳杯上的戳记字迹看,是在素木胎上烙印戳记后上漆的,因而这些铭文应是在漆器制作过程中打上的戳记。“莒市”、“市府草”、“市”等字戳记,就是莒地市府作坊制品的标记,而漆卮戳记上的“食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食官是王后的属官,因此“食官”当是指城阳国王后的食官,表明是为城阳国王后的食官所掌之器。4号墓漆盘上刻的“马”、“门”二字,和1号墓漆耳杯上刻的“司马”二字,与漆耳杯上打印的戳记性质不同,是后刻的物主标记,当是墓主人或其亲人的姓氏[。

       甘肃省武威磨嘴子出土的漆耳杯,在近底座处有针刻铭文:“乘舆髹泪?画木黄耳一升十六籥棓。绥和元年,考工:工并造,泪工沣,护工彭,佐臣伊?,蔷夫臣孝主,守右丞臣忠,守令臣丰省。”棓即杯字,根据铭文可知这件耳杯是成帝绥和元年制造的,乘舆指御用品,这是专门为最高统治者皇帝制造的漆器。考工为中央一级的手工业生产机构,漆耳杯为考工这一机构所造。《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有少府属官有考工室,武帝更名考工。考工有令、有丞,令为考工的长官,丞为令的助手。漆耳杯铭文中,考工后面之两点为工之重文,即是“考工工并造”。工为造器的具体负责人,并乃工之名,“沣”是泪?工的名。“护”是护工掾或护工卒史的简称,是由考工的上一级机关派来监督工作的吏。“佐”和“蔷夫”是考工令下面的属吏,  “丞”即考工丞,“令”即考工令,职务之后是其名字,“守”者汉制初除官试守一岁方能为真,“省”乃检查之意。这是一件汉王朝少府管理下的手工业机构考工所造的漆耳杯。

       在贵州清镇平坝西汉墓出土的漆器有蜀郡工官和广汉郡工官的产品。蜀郡和广汉郡是西汉后期中央政府设置的重要漆器生产机构,是西汉初期以来由官营工场向宫廷作坊管辖性质的一种转变。经过对出土标本的观察和测量,蜀郡和广汉郡工官制造的耳杯,在式样、尺寸、图案和铭文体例上一致,证明两处工官的漆器工场之间存在着统一的管理体制和技术规格要求。西汉官营漆器制作随着工官的设置,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组织体制和完备的生产工序。贵州平坝出土的漆器上就详细记录了汉代官营漆器工场的分工与督造情况:督造官吏大致有工长、丞长、扩工卒史等;制造漆器需经素工、髹工、上工、画工、铜钿黄涂工、渭工、清工、造工、供工、漆工等10个工种。如在蜀郡工官生产的漆耳杯其上隶体刻铭文为:

       “护工卒使章、长良、丞凤、椽隆、令史竞主。”

       在广汉郡工官制造的漆耳杯上有针刻隶体铭文:

       “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 泪 ? 画木黄耳梧,容一升十六箭。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工泪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

       这件漆耳杯的铭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铭文说明这是西汉末年平帝时广汉郡工官为皇帝制造的漆耳杯,耳杯有鎏金铜钼并饰以彩绘;第二段铭文说明这件漆耳杯在制造过程中采用了许多道工序的流水作业法,每一道工序都将工人的名字刻上以备检查,其中造工为整个漆器制造的技术负责人外,其余每个人只负责一道工序,专业化程度很高。“素工”为制作漆器胎骨的工匠,“休工”为负责初步髹漆工,“上工”为技术高明的油漆工,精于设计、髹饰。上工是高级大师,“铜耳黄涂工”为鎏金铜钿工,“画工”为彩绘纹饰工,“渭工”为打磨工,“清工”为检验清理工:铭文的第三段是各级官吏的职务和名字,“护工卒史”是广汉太守的属吏,其职务是监督工官的工作,工官相当于县一级的单位所在郡管辖,所以太守须派属吏监督其工作,“长”是工官的首官,即是工官的行政长官,“丞”为工官丞,乃工官长的助手。“掾”和“令史”则为工官长的属吏,这些官吏的名字刻在器物上是对产品的负责。这些铭文说明,在西汉时期漆器制作分工精细,流水作业,严密管理,各司其职。从制胎到验收,再到车间主任签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线,每道工序都有工匠签名的岗位责任制,如此生产,其工艺水准之高可以想象。

       在西汉前期的漆器工场中,除官府经营外,还有一种与市府作坊并存的由诸侯王和受封列侯直接经营或管辖的漆器制造工场。在安徽省阜阳汉汝阴侯夫妇墓中出土了一大批带有铭文的漆器,如一件厄的铭文为“女阴侯厄,容五升,三年,女阴库已、工年造”。一件漆盘铭文为“女阴侯布平盘,径尺三寸,七年,吏讳、工速造。”布即是夹纻胎,从铭文看这批漆器是汝阴侯国的手工业部门专门为汝阴侯家制造的。库本是机构的名称,在这里是作官职的名称。“已”是管理库这种机构的官吏的名字。马王堆出土的“软侯家”漆器亦在此列。

       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有一百八十四件漆器,在鼎、匕、卮、耳杯、食盘、小盘、奁等七十三件漆器上,发现有打烙印的戳记,或打印在器内,或打印在器外。打印后上漆,故字迹模糊,从字迹观察戳记文字有五种,或二字或三字,其中213号卮的戳记为“南乡□”,字迹清晰。其他都不清晰,从字形推测,似都为作坊地名。还有些漆器有烙印“君幸食”、“君幸酒”等字,应为意含吉祥之言。在该地出土的漆器上还有不少铭刻“石”、“四斗”、“二斗”、“九金”、“七升”、“六升半升”、“四升”、“二升”、“一升半升”和“一升”等容量标记。在出土的汉代漆器耳杯上,还书有“贾”字、“贡”字,在漆盘外壁近底部,用金黄色漆书“杨主家般”四字铭文。据考证,长沙的王后姓杨,这“杨主家般”四字是否与杨王后有关呢?

       1924年,在朝鲜乐浪郡王吁墓葬中出土有“五官椽王吁印”、“王吁印信”及建武二十一年(45年)铭漆杯,永平十二年(69年)铭彩绘神仙龙虎漆盘等。彩绘神仙龙虎漆盘极为精美,背面有工整的汉隶二十五字铭文:“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紵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蜀郡”指产地;“夹紵”即夹纻漆器;“行三丸”指这件漆器胎上用漆拌灰涂了三遍;“治千二百”指这批漆器制造了一千二百件;“卢氏作”,姓卢的人请工匠制作;“宜子孙牢”意为适宜子孙收藏于家。这只漆盘有物主姓氏而不标工匠姓名,注明价格而没有“乘舆”字样,说明它不是为宫廷制造,而是作为高级消费品售与侯门的。

        1933年又在朝鲜乐浪郡发掘了王光墓葬和彩箧冢,后者因出土有以孝子传为题材的人物彩画漆箧而得名。各墓出土的带铭文漆器达五十七件之多,多数有纪年,如“始元二年,蜀西工长广成亟、何放、护工卒史胜,守史母北裔夫索喜,佐胜髹工当,画工文造”等。该批漆器上自西汉始元二年(前85年),下至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年)。在出土的十四个黑漆耳杯中,十一个有铭文,其字作“利王”、“王大利”、“王氏牢”、“益光”和“番氏牢”,还有“利王”案、奁各一及“巨王千万”盘一件。“利”、“大利”、“益”、“千万”为古代吉祥语类的祝词,并习见于汉代铜器铭文及铜印,“劳”为牢固之意。从各器的文字综合来看,这些器物为“王”姓“光”名,合起来即“王光”本人,为其生前所置。此为合葬墓,又知“番氏”即潘氏,为王光之妻。

       上述乐浪墓葬群中出土的数百件汉代漆器不仅量多,品种亦多,而且工艺精湛,保存完好。从乐浪漆器的铭文上看,有可能是汉族官员由内地带入朝鲜。而漆器铭文标示的制作地点都在四川蜀郡、广汉郡,说明在汉代四川是中国漆器的主要产地。从公元前85年至公元102年这近二百年内,中国蜀漆远销万里,其漆业之兴盛不言而喻。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土的汉代漆器上,在漆耳杯的杯底,有隶书“上林”二字。上林是秦汉时期的皇家苑囿上林苑。公元前220年前后,秦始皇在此兴建皇家苑囿,后来汉武帝在此兴建离宫别苑。“上林”铭文的耳杯也应与上林苑有关。

       在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漆器,底部多有朱书或针刻铭文,如漆盘的铭文为“御褚饭盘一,卅七年十月,赵献”。铭文“御褚饭盘”的“褚”字与“紵”古读同音,可以通假,“紵即紵器”(夹紵胎漆器),故在满城汉墓中出土的漆器,其铭文中有“褚”字者均为夹紵漆器。又如漆耳杯的铭文为“御褚 能 ? 中杯一,卅七年十月,赵献”。铭文中的“能”?似为“龙”字的异写。1960年,广州三元里马鹏冈西汉墓曾出土漆盘四件,其中一件底部朱书铭文“龙中”二字,可作为旁证。

       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发掘的西汉霍贺墓出土的食奁,内底正中还打有一长方印章,章内篆书“桥氏”。把姓氏刻在漆器上,其意也许想表明所有权的象征,或因为漆器珍贵,故特意写上墓主人或亲人的姓氏作标记。

       东汉以后,随着汉王室中央集权势力的削弱,豪强地主大族的兴起,民间半手工作坊相继兴起,大型官营漆器作坊开始缩减,,四川官营漆钿器的生产就明显地减少了。后来出现的漆器铭文,只记简单的表号,如“口牢”的黄漆印、“巨王口”的朱漆印,再也没有长篇的记有督造官吏的铭文了。

三、东汉至隋唐时期

       东汉至隋唐时期制作的漆器传世极少,有款识者也很少见,但仍可反映出一些共同点,如在1984年发掘的安徽马鞍山市东吴名将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中出土的一批漆器最有代表性。有的漆器上只作一个字或一个符号,如宫闱宴乐图漆案背面有一朱红篆书“官”字,一素面漆盘外底侧刻一“#”字符号。季扎挂剑图漆盘底部朱漆书“蜀郡造作牢”,童子对棍图漆盘底部朱漆书“蜀郡作牢”四字,铭文、符号均在器物的外底部,字体在篆隶之间。从发现的“蜀郡造作牢”、“蜀郡作牢”铭记和彩绘精美的宫闱宴乐图漆案、季札挂剑图漆盘、贵族生活图漆盘等漆器分析,这些漆器是由蜀郡官营作坊所造,供统治阶级使用的器物。这就说明尽管这一时期由中央控制的漆器制造业已经衰落,但地方官府的漆器生产仍然存在。在常州等地出土的五代漆器也均有铭文。如1985年常州市区疏浚开宽运河工程中发现的一座五代砖室木棺墓出土的银平脱漆镜盒盖内侧朱书两行,一行仅有“魏”字左半部,另一行作“并底盖柒两”;盒身中间嵌铜质团花纹片,在其团花纹左侧朱书两行“魏真上牢”、“并满盖柒两”铭文;盒内放“千秋万岁”铭文铜镜。另一件出土的素面镜盒漆器,盖内底朱书“魏真上牢一两”铭文。1975年在扬州邗江蔡庄发现的一座杨吴贵族的墓葬中出土的两件素面圆形漆器底也均有朱书,一为“胡真”两字,下署花押;另一为“胡真盖花叁两”,下亦署花押。“胡真”、“魏真”当是作坊标记,而朱书铭文“并盖底柒两”、“盖花叁两”可能有两种解释:或是指漆器用银的重量,或是指漆器的卖价。无论是当作用银重量还是市场价格,都表明这些漆器是作为商品出售的。铭记中的“魏真上牢”、“胡真”等,当为作坊的标记,“魏”、“胡”必是姓氏,下加“真”、“真上牢”字样,其用意应是标榜产品的货真价实。

       晋代时,朝廷已有明文规定凡作漆器出售的,必须用朱色写明制作者姓名、年月。在《太平御览》卷756《器物》部有这样的记载:

       “晋令日:欲作漆器物卖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为淳漆,著布骨,器成以朱题年月姓名。”

        如今虽未曾见到晋代漆器实物用朱漆书写款文,但此类做法却多见于宋代漆器,此应是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和做法。

四、宋代

       宋代漆器款识多在器物外壁边或底部,均为黑漆朱书,刀刻款不多见,刀刻制造年号款就更少见了。通常款文较长,内容包括漆器制作的时间、地点、工匠名姓或作坊名等,其中制作时间多用干支表示。具代表性者有:

       武汉十里铺北宋墓出土的漆钵,外壁黑漆上朱书“己丑襄州邢家造真上(牢)”,另一件亦为朱书,款文为“戊子襄州骀马巷西谢家上(牢)口口”十四字,出土的漆碗底外壁朱髹“丙戍邢家上口(牢)”六字,果盒底部墨书“庆口口”三字,另一盒器壁外朱书“丁亥邢家上口(牢)”,漆器铭文中的“襄州……”字样,说明这批漆器都是湖北襄阳的产物。襄阳盛产漆器,制作之精文献早有著述。《国史补》有:“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之法,谓之襄样”;《新唐书·地理志》载:“襄阳郡望土贡纶巾漆器,库露真二品”;皮日休《诮虚器》诗有“襄阳作髹器,中有库露真”句;又《宋史·地理志》亦有“襄阳府税贡漆器”语;《通考》提到“建炎元年诏罢襄阳府漆器”。这些都反映了襄阳初产漆器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唐宋以来列作“贡品”,足证质地优良。

       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素面漆碗、漆盘有朱书“壬午临安府符家真实上牢”,“壬午”应该是指作器的时间,如果是纪年的话,那么这些漆器就是在1162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制造;“府家”大概是作器人的姓氏。

       江苏武进出土的三件南宋戗金漆奁、漆盒的盖内分别有朱书铭文:“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丁酉温州五马钟念二郎上牢”、“庚申温州丁字桥巷廨七叔上牢”。这些长款漆器应当是官办作坊承制的产品。

       1925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在河北钜鹿故城发掘得到的大观二年(1108年)黑漆残器底,上有朱漆草书“辛大郎祖铺”的字样,“辛大郎祖铺”被认为是店铺名;1954年无锡宋墓出土的碗、盘四件,外边朱书“杭州元本胡口口”、“丁酉南口”、“丁未东孙真上牢”、“杭州元(?)本胡如(?)虎(?)乙未南口”等字样。这批漆器的文字,除了明确地写明制漆的年、月、地点、工匠姓名以外,那些难以辨认的符号,被认为是制作工匠署名的画押,其中一两个画押的形式,与古玉印上的玉押,大致一样。画押一般都为末一字,推测这些应为私人作坊的产品。

       江苏淮安宋墓出土的七十五件漆器中,有十九件署有铭文,均用红漆书写在器外壁边或底部,它们主要说明制造这批漆器的时间、地点和工匠名姓,可以说是迄今发现的宋代有文字漆器最多的一批。主要漆器铭文有:

       (1)“香”、“库”、“楊中”等字;

       (2)“杭州胡”、“杭州胡”等字;

       (3)“己酉杭州吳上牢”、“壬申杭州真大口口上牢”、“壬申杭州北大吴口口”等字;

       (4)“丁卯温州开元寺东黄上牢”、“戊申温州口三叔上牢”、“己丑温州口口上牢口”等字;

       (5)“江宁府燒朱任口上牢”、“江宁府烷朱口口上牢庚子口”等字;

       (6)“选行素漆丙子口强义目口口”等字。

       其中杭州、温州、江宁府、开元寺等是地名,从地理沿革上可知:杭州为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以前的称号,温州为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以前的称号,江宁府为天禧二年(1018年)、建炎三年(1129年)以前的称号。胡、胡、杨中、吴口口、口三叔、張义目等可能是工匠名姓;己酉、壬申、丁卯、戊申、己丑、庚子、丙子等是指做器的时间,据此可推算出漆器制作的具体年份。如江苏淮安1号宋墓纪年为嘉祜五年(1060年),其漆器上文字有:“己酉”年号,可以推知当在嘉祜以前,可能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所造。2号墓为绍圣元年(1094年),其漆器上文字有:“丁卯”、“壬申”年号,可能是乾德五年(967年)、开宝五年(972年)、天圣元年(1027年)、明道元年(1032年)、元祜二年(1087年)、元禧七年(1092年)等年间所造。3号墓无纪年,其漆器上文字有“丙子”年号,最早可能在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最迟可能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所造。4号墓也元纪年,其漆器上文字有“戊申”、“庚子”、“己丑”等年号,最早可能在端拱二年(989年),最迟可能在宣和二年( 1120年)所造。从漆器上所署的杭州、温州、江宁府等地名,我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北宋以后的治漆中心已渐渐东移和南移了。《漆器考》载:  “五代两宋,其制造中心,初为湖南,后移江西。”

五、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漆器款识风格大体相同,均以帝王年号纪年,如元代的“延二年”、“泰定元年”,明代的“大明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清代的“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等。款识内容已表明了漆器内府公用、官用、御用的特点。元以后漆器款识的演变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针刻工匠名谓款,如常见的元代漆器刻有“张成造”、“杨茂造”等,反映出当时漆器制造以个体手工业作坊为主的分散状态及制造过程中分工不细的状况;第二阶段是针刻制造年号款,目前能看到的带有针刻年号款的漆器是明永乐时期的作品,一般都是在器底退光漆上针刻“大明永乐年制”六字;第三阶段是刀刻戗金楷书制造年号款,永乐年款也有个别戗金的。从明宣德时期到清代,许多官办作坊的漆器制品,都以刀刻戗金楷书年号为标志。从后两个阶段的漆器款识可以看出当时官办手工业作坊的迅速发展,也可以间接了解到漆器制造过程中分工的日趋细致和完善。

       在元代,官营漆器,往往在帝王年号后面还加有官府制造机构。虽表明器物是内府公用、官用,但并不表明一定是皇宫使用或御用。元代官营作坊的款识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漆书长款,以帝王年号标明漆器制作的年代、制造机构、制作地点和制作者(或店铺名),如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戗金孔雀纹箱铭文为“延二年栋梁神正杭州油局桥金家造”,是为典型实例;另一种除写明制作年号、制作地点及制作者外,还写有工匠头目、地方官等姓名,并标明器物的所属关系。据报道,北京雍和宫后面的元代遗址中出土有“内府公用”铭文的漆器。北京延庆县清泉铺公社的元代窖藏中曾出土了一件素面朱漆圆盘,足内髹黑漆并以朱漆竖书楷体文字三行,中行为“内府官物”,右行为“泰定元年三月漆匠作头徐祥天”,左行“武昌路提调官同知外家奴朝散”。款文表明了此盘为内府官用属性,制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武昌路”即今武汉,为元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作头是管理工匠的小头目。私营漆器的生产作坊工匠,当属浙江嘉兴张成、杨茂、彭君宝等最具代表性,这类款识的特点为针划款,一般在器物底部左侧退光漆上针划姓名,如“张成造”、“杨茂造”、“张敏德造”,字体类似行楷,字迹清晰流畅,但不十分工整。此种民间手工作坊款识的风格与官办漆器作坊款识的特点不同。

       明清两代官府制造的漆器,有两种生产方式并存,工部和内务府通过各自下设的机构组织生产。内务府下设的御用监和造办处作为官办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最大的特征是承做专供御用的产品。从大量的清官造办处档案中可充分证明,御用器在生产过程中已加有皇帝的意志。明清两代御用漆器作坊的漆器款识在元代基础上已形成一定的规律,均冠以帝王年号作为纪年款,御用漆器款识始于永乐,后成定制。明代纪年款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书以当时的帝王年号作为款识;另一类是在帝王年号之外又加干支。明代官造漆器中,署有纪年的款识,只有永乐、宣德、嘉靖、隆庆、弘治、万历、天启、崇祯,其中永乐、宣德、嘉靖、万历款的器物占绝大多数。

       永乐漆器的落款方式沿袭了元代张成、杨茂的针划方法,一般在器底内缘处用针划“大明永乐年制”竖行款,刻痕细浅,笔道纤细,字体秀气,似行书,略欠工整。永乐款的位置大部分在器底内缘的左侧,极少数在器底内缘的右侧。

       宣德款漆器的款识,与永乐款识截然不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风格,它改永乐针划细款为刀刻填金楷书款,戗金色浓,镌刻工整。字体为官方常用书体,明代称为“台阁体”,清代称为“馆阁体”,遒劲有力,笔画平直,笔道粗细均匀,且粗大醒目。款识有“宣德年制”四字款和“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其中“德”字“心”上无一横为其明显特征,与同期瓷器上的款识相同,表明宣德时期官造器物上的署款已经规范化。宣德漆器款识中宣德款字的排列方式有横行和竖行,还有竖二行和竖三行款。从落款位置上看,除了常见的在器底正中或左侧边缘竖刻外,还有在器底上方横刻或刻于器物表面者,故有“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说法。宣德年间的漆器有下列几种格式:

       (1)“大明宣德年制”楷书竖行款,刻于器底左侧平面上;

       (2)“大明宣德年制”楷书竖行款,刻于器底中下部平面上;

       (3)“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横行款,刻于器底上部;

       (4)“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横行款,刻于器底中部;

       (5)“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横行款,刻于器盖表面中心图案中留出的长方形小平面上;

       (6)“大明宣德年制”楷书三行款,每行上下二字自右至左竖排三行;

       (7)“大明宣德年制”楷书竖行款;

       (8)“宣德年制”楷书四字款。

       宣德以后至嘉靖以前款识的器物数量并不多,如剔红文会图委角方盘,盘内雕有殿阁人物,殿阁影壁上刻有“滇南王松造”五字,即为很少见到的具款漆器之一。另外,还有三件署平凉作者的名款,其中一件为同时署弘治年款的雕漆作品(均流失海外)。其一是剔红滕王阁图圆盘,在楼阁的柱子上刻有“弘治二年平凉王铭刁”款识,盘底并刻有王勃咏“滕王阁”诗句;其二是剔红楼阁人物图砚屏,在楼阁建筑的柱子上刻有“平凉王铭刁”五字;其三是剔红楼阁人物盒,楼阁柱子上也刻有“平凉王铭刁”。这几件漆器的款识均刻在画面建筑的影壁和梁柱上,为以往所不见的特殊形式。此三件雕刻风格相同,并刻有工匠姓名,既有别于永乐、宣德,又不同于嘉靖、万历的雕漆风格,应该是弘治时期的作品。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漆器较多,漆器刻款也多,这与漆器生产的发展有关。嘉靖漆器款识有刀刻填金款和雕漆款两种。款识的位置在器物底部的正中,款识排列方式有三种,即底部正中直行款、从右到左横行款和竖二行款。其字体为楷书,结构略显松散,笔画笨拙,尖细均衡,笔画较粗,苍劲中藏秀逸,有刚柔相济之功,均在器底正中刀刻填金“大明嘉靖年制”楷书纪年款。日本私人收藏家有一件剔红文字圆盒,盒面中正中雕“瘦”字,四周五个开光内分别雕一个字,合为“福寿宁永寿”;盒的上下口沿处雕有“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字体上下各雕一半,合为一完整款识。

       隆庆时期只有短短六年。隆庆漆器与嘉靖一脉相承,传世漆器很少,目前所知仅有六件,其中四件雕漆,两件螺钿漆器。隆庆漆器的款识只有一种,即刀刻楷书填金款,字数有六字与九字之别,一般在器物底部的正中刻“大明隆庆年制”楷书填金直款。四件雕漆均在器底竖刻“大明隆庆年制”六字楷书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黑漆嵌螺钿云龙纹圆盘,盘底部有“大明隆庆年御用监造”款。隆庆漆器款识较嘉靖工整纤细,与万历漆器款识风格相近。

       万历时期漆器在款识处理方面,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年款的落款方式,特点鲜明。万历漆器的款识有刀刻填金款和描金款两种。款识的字数有两种,其一是万历六字款,即“大明万历年制”、“大明万历年造”。款识的位置在器底正中直行;其二是款识后加干支纪年的八字款,如“大明万历癸未年制”、“大明万历乙未年制”、“大明万历丙辰年制”八字,也有“大明万历年制”、“大明万历年造”六字款。在款识的形式上,以横款最常见,一般位于器底内缘的正上方,也有极少数刻竖行或竖两行于器底正中者,字体端庄工整,清秀纤细。而民间制器上则只署工匠姓名或堂名、斋轩等标记,如江千里的作品多留有“千里”和“江千里”款识。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万历年间时大彬作紫砂剔红人物壶,壶底紫砂上髹黑漆,但漆下隐约可见刻有“时大彬制”楷书款。还有如“万历癸卯守一斋置”、“万历丁未胡义置”等,即为这一类民间制器的款识。

       天启、崇祯时期漆器传世数量很少,而带款识的则更为罕见。现存有天启款识漆器,只知在德国斯图加特林登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戗金彩漆双龙戏珠长方盘。该盘的器形、花纹与万历漆器相同,盘底正上方刀刻填金“大明天启癸亥年制”楷书款;在英国苏格兰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戗金彩漆龙凤纹方几,其款识也为“大明天启癸亥年制”。崇祯款的漆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戗金彩漆龙纹罗汉床,在床的背部有横款“大明崇祯辛未年制”。在日本私人收藏的漆器中有两件,一件是“大明崇祯辛未年制”的戗金彩漆龙纹盒;另一件是“大明崇祯丁丑年制”的戗金彩漆云龙纹几,由此可见,天启、崇祯漆器的款识方式继续沿用明万历朝干支纪年款的做法。

       康熙时期带有款识的漆器数量不多,恐与康熙早年曾下告谕禁写年号有关。据文献记载:康熙十九年( 1680)九月,才正式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御用器,据此推测漆器一类御用品的大量制造也应在此前后。现今所见康熙有款漆器,字体渐趋秀逸,笔道有力,均在器物外底部正中刀刻填金“大清康熙年制”楷书年号款。

       雍正时期,漆器上的款识字体基本一致,工整秀丽。款识多镌刻在器物外底正中位置,均为刀刻填金或描金“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楷书款。格式有横行、双行、三行不等,有的款外加有双方框栏,类似印章款,也有个别器物的描金款书写在器物外壁上。乾隆一朝,由于皇帝对漆器的酷爱,刺激了漆器工艺的发展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

       乾隆时期的刻款漆器较多,款文特点为纪年或纪年加吉言器名两种。多在器外底正中或盖内、器内底刀刻填金“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年制”、“大清乾隆仿古”和“乾隆仿古”等纪年款。格式有横行、竖行、双行、三行不等。款外有用单方框栏和双方框栏者,款识字体工整,多为楷书,也有篆书或隶书。许多器物年号下加有吉言器名,有的年号和器名分别落在盖内和器底,如故宫博物院藏剔红雅集宝盒,盒底刻“大清乾隆年制”纪年款,盖里镌“雅集宝盒”器名。剔红翔龙宝盒,其盖、器内均刻楷书“乾隆年制”款和“翔龙宝盒”器名,为典型的皇家御用漆器的特点。乾隆朝后期,随着国势衰落,漆器生产也开始走下坡路,具款的漆器极为少见。

       嘉庆时期的漆器,现知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剔红观鹅图笔筒,底部镌“嘉庆年制”篆书款,除此未见其他具款的漆器。

       民间一些制漆名匠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款识风格,如乾隆时的制漆名匠卢映之器,有朱漆楷书“卢映之制”款。晚清髹漆艺人卢葵生的作品多留有“卢葵生制”、“葵生制”、“葵生刻”一类名款,有隶书体和楷书体,也有在款后加刻“葵生”、“栋”字小方印者。有的民间艺人漆器作品书有长铭文,或于器物底部、画面中间嵌名人诗句,或书制作者、物主的题款,以景配诗,诗情画意交相辉映,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总之,漆器款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有规律可循的特征,各个时期款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款识内容、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位置等几个方面。战国时期,漆器款识字数较少,且多为简单的符号和名姓。私营作坊特点明显,还出现了标明制造地的地方官办作坊的标示。西汉时,漆器款识内容增多,诸如漆器的制作时间、制雕地点、工匠、工序、管理者等,尤其是西汉后期在“工官”漆器的长铭文中,还首次出现了以皇帝年号标明制作时间的款识。东汉以后至魏晋南北朝,考古发现遗存的漆器数量骤减,具款的漆器也十分少见。宋元以后,漆器多字、长款增多,多用于支标明漆制作的时间,同时对制作地点以及工匠的名姓或作坊名等也时有记录,私营和官营作的款识特点明显。明清两代,私营作坊制器的人名款和标记等继续沿用,而官办作坊漆器款识则演变为以署皇帝年号款为其主要特征,表明了漆器的御用性。这些漆器铭和标记以其实物遗存与文字资料流传后世,成为中国漆器工艺发展的历史见证,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漆器制作、生产管理和经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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